“呜呼：上天！曷为其同！”

　　1949年后，如果要我们挑出5个最不能让人忘怀的年份，那一定就会有1957；但如果要我们挑出50个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重重一笔的事件，恐怕没有谁会想到1957年1月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发起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 

　　被遗忘的哲学史座谈会

　　前些日子，10月27日，笔者参加了北大哲学系百年系庆，也只在李四龙编著的《有哲学门以来：北京大学哲学系1912-2012》（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10月版）中看到了这么短短的一段话：

　　“1957年全国高校先是经历了空前的思想活跃，又受疾风暴雨式的批判。1月22日-26日，北大哲学系主办‘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与会代表有哲学系教师和中国科学院哲学所、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有关专家学者，共100余人。会议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与会者畅所欲言，主要讨论：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中国哲学史的对象与范围、中国哲学的遗产继承问题。贺麟、陈修斋在会上做了主要发言，提出唯心主义也有好的和进步的东西；冯友兰提出‘抽象继承法’，即哲学命题有抽象意义与具体意义，抽象意义没有阶级性，是可以继承的。”

　　放在我面前的这本《守道1957》上记录的，就是这样一些在当时的中国最能提出哲学问题的思想家们在讨论中的发言与所写的文章。

　　哲学家为何不谈哲学问题

　　我一篇一篇读着，心中五味杂陈：为什么完全不是哲学问题的问题会成为这些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为什么就是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也让他们心惊胆战，必须在最后的“附录”或“说明”中给自己留有余地？能不能不说话？不行，也不会，因为终于有了这样一个可以让你“百家争鸣，畅所欲言”的机会；而且冯友兰先生还专门著文驳斥了各种怀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言论（发表在1957年3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他说，他自己就参加了另一个会议，亲耳听到了毛主席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更多指示，这怎么会是假的呢？果然，1957年4月18日，毛泽东就在自己的住所接见了周谷城、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胡绳等人，说，“你们这些教授被搞苦了”，还专门对冯友兰说，“你们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不同意见的争论，还应继续下去。”（参见《有哲学门以来》第110页）。

　　风云突变发生在1957年的6月8日，在此之前的4月18日及更早的时间，这些教授们至少是想把一些久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的。而这些话，合情合理地就不大会是一些真正的“哲学问题”，因为还来不及，也没有那样的环境与气氛。有些人问：“我们为什么还没有看见伟大的作品与著作？”冯先生说：因为“百家争鸣”的政策提出来还不到一年，“在短时期内，怎么会有伟大的著作出来？就是抄也恐怕来不及。”（《守道1957》第33页）反驳得很有力。但真的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吗？

　　争论一些今天看来无需争论的问题，而不去深思那些真正的哲学问题，其实就是他们在当时觉得不得不或首先需要澄清的问题。郑昕在《开放唯心主义》中就真情实意地解释了自己思想的转变，说明自己为什么会从一个康德哲学的研究专家成为了一个在只倡导“开放唯心主义”的呼吁者。他说，解放后国家的盛况，使我不得不佩服指导革命胜利的马列主义，开始觉得康德哲学无用。从意识到“康德无用”到“政治取代了哲学”，害怕接触任何唯心主义，其实也就变成了“政治上的唯物主义”和“学术上的唯心主义”。怎么样才能真正战胜学术上的唯心主义呢？那就要在学校里给学生们开设唯心主义的课，就要读唯心主义的著作，“为着最后战胜唯心主义，就要深入地研究唯心主义”。就连在学校开不开唯心主义的课，在当时也已经成了一个其大无比的问题，可见起点之低，居心之委婉。

　　唯物唯心 非红即白

　　这种“委婉”，其实很容易就可以被理解为“狡猾”。

　　果然，“原则性问题”很快被提出来了。

　　关于哲学史的“科学定义”，也就是日丹诺夫的定义：“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同上，第140页）

　　许多老一辈的哲学家都反复表示自己完全赞成日丹诺夫有关哲学史的定义。直到1978年，当笔者开始研读外国哲学史时，我的导师陈修斋先生还一再提及日丹诺夫的定义，并让我们反复讨论这一问题；而在当时，他却是很少对这一定义持有异议的学者之一。正是他对这次会议最后给出的结论（“唯心主义作为唯心主义，总是绝对错误的，也不能说唯心主义本身对人类认识的发展有什么积极的贡献，否则就会模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该书第224页）提出了异议，认为“有些本身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也可能是合理的，有价值的”，它的合理与价值并不在于能促进唯物主义的发展，或包含唯物主义的成分，而在于唯心主义作为唯心主义，本身就包含着合理的成分（参见陈修斋《关于对唯心主义的估价问题的一些意见》）。这可能是这次会议上最为“大胆”的言论之一，另一更为“大胆”的说法是汪毅先生提出来的，他竟然敢公开说“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西方哲学评价的标准来要求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是不切合中国历史实际的。”（同上，第98页）关锋对冯友兰、贺麟的反驳也不能说没有力量：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敌对的，其界限是分明的。因为第一，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通常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第二，我们谈的不是个别唯心主义者与唯物主义者的关系，而是两条不同的路线的斗争，所以它们之间也就不是“青”“蓝”关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马克思与黑格尔）而是“红”“白”关系（两种绝然相反的色调）。总之，“如果我们在研究哲学史的方法论上，稍微向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界限的方向挪动一步，那么，我们的哲学史工作也要走入绝境。”（同上，第216页）

　　多么断然的语气！

　　今天能回答得了吗？

　　然而，当中国的老朋友，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霍金（Willian Ernest Hocking，1873-1966）几番来信询问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你们是如何界定与唯物主义相对的唯心主义？”时，所有这三位通信者均未做出正面回答，只说“什么是唯心主义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作中已经做出了清晰的、明确的回答，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没有特别的补充。”（同上，第664页）在霍金看来，北京大学开课讲授唯心主义的代表黑格尔和罗素的哲学；但罗素通常与黑格尔是对立的，说黑格尔哲学是唯心主义他能接受（他还不知道唯心主义在我们这里就代表着反动、落后、衰亡），但为什么说罗素也是唯心主义者呢（他并不知道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哲学家在我们看来都是唯心主义者）？他只知道许多无谓的学术争论都是由于语言意义的混乱造成的，但他还不明白任何语言意义的混乱在某些人看来，都是由于阶级立场的混乱造成的。

　　冯友兰先生在发言中说：孔子说“天何言哉”，是不是只要他说了“天”而又未说明“天”是物质的东西，我们就说他是唯心主义者？那么，作为唯物主义的荀子在他的《赋篇》中也说道：“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为其同！”是不是仅仅因为他在这里用了“上天”而又未说明“上天”是物质世界，我们就也要说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呢（同上，第45页）？

　　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回答的。但如此简单的问题是如何成为一个问题的？我们今天能回答得了吗？ □陈家琪

　　■ 背景

　　1957年1月、5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发起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这是30年间唯一一次名家荟萃，老中青学者参与，气氛活跃，畅所欲言又向全社会广泛传播的一次学术会议，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再也没能重现。冯友兰、贺麟、金岳霖、胡绳、潘梓年、于光远、艾思奇、朱谦之、朱光潜、金克木、何思敬、侯外庐、吕振羽等著名学者都与会。不仅如此，两次座谈会议引发了大家对哲学史的兴趣。5月的工作会议部署的中国哲学史的资料编辑工作，洪谦等先生提出的编译供初学者用的西方哲学史资料选编等主张，后来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这些工作的成果（如北大西方哲学史教研室选编的六本资料），哺育了几代学子。1957年夏季风云突变之后，这次会议就遭到了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