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道座谈，哺育几代哲学史家

　　1956年下半年，北大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许多教师多次讨论了教学和研究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惑，冯友兰、朱伯崑等还著文在报刊上发表。据当时筹办会务的方昕先生的回忆，正是在教师们群策群力的推动下，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北大哲学系领导决定向中宣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等主管部门申请发起一次全国性大型座谈会，得到了潘梓年、胡绳、于光远、李正文等负责干部的热情的支持。

　　徐梵澄先生在谈到此次会议的主角之一贺麟先生时曾经说过，“贺麟是风云守道，有风云之气，但仍守道；我是守道而已”。也许“守道”就是这次座谈会的精神的集中体现。

　　贺麟谈唯物和唯心引发争论

　　第一次座谈会是在1957年1月22日开始的，经过四天的讨论，于26日结束。会前，北大哲学系主任郑昕先生发表了《开放唯心主义》一文，坦诚地说出了老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思想改造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之后，内心的困惑和对于学术自由的殷切期望。

　　贺麟在发言中首先说到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关系问题。他指出，过去几年来在哲学史研究中，由于教条主义的束缚，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犯了片面性的错误，只看到二者的斗争方面，没有看到二者的统一方面，因而把哲学史的发展，弄得很死板、贫乏。他认为：“哲学史虽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但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并不是两个固定的阵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和宗教斗争政治斗争却有很大的区别”，“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师生朋友关系”。

　　关锋、朱谦之、孙定国等在发言中指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不仅有斗争的一面，还有统一的一面，片面地强调斗争，而忽视统一的一面是不对的。

　　对于历史上唯心主义哲学的估价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采取简单化和一笔抹煞的态度是错误的。陈修斋在发言中表示基本上同意贺麟的意见。他认为：不应该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和正确与错误等同起来。唯心主义在历史上的出现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它不仅有消极意义，而且也有积极意义。因此，唯心主义作为人类认识发展的一个阶段、必要的环节是有贡献的。黄子通、王方名、张世英等对这种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冯友兰提出抽象继承法

　　在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上，主要是围绕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展开讨论的。冯友兰在当时发表的文章《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中指出：“我们近来的哲学史工作，大概用的是形而上学的方法，把哲学史中的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简单化、庸俗化了，使本来是内容丰富生动的哲学史，变成贫乏死板。”因为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不是属于奴隶主就是属于封建地主阶级，他们的哲学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样，中国古代哲学史净是应该抛弃的糟粕，还有什么可以继承的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冯友兰提出要区别哲学命题的两个方面意义，即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他说哲学命题的具体意义“是跟作这些命题的哲学家所处的具体的社会情况有直接关系的”，这是不能继承的，我们所能继承的只是它们的抽象意义。这就是著名的“抽象继承法”。

　　座谈会上，提出后，多数人不同意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洪谦、杨正典、汪子嵩、胡绳、艾思奇在发言中都指出，区分一般和特殊，不能作为继承遗产的标准。汪子嵩和杨正典指出，把一般和特殊加以割裂，等于承认有脱离特殊而独立存在的东西，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这种继承，只意味着对旧东西的保留，而不是批判地改造。胡绳认为，判断一个事物有无阶级性，要从事物本身实质内容出发，如果事实上并没有超阶级的道德观念，而只是在头脑里想出一个超阶级的抽象的道德观念，并从而断定事实上有超阶级的道德，那只是非科学的抽象，这正是唯心主义观点的表现。艾思奇认为，如果按着冯友兰先生所提出的标准去继承，那么，一切抽象的东西都可继承下来，唯心主义哲学的一般的命题，也都可以继承下来，这样，在继承问题上，便抹煞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传统的差别。

　　艾思奇的发言大家感到一般化，有青年学人说他“始终没有摆脱教条主义的气味”。参加会议的人对汪子嵩发言的态度感到不满，郑昕认为“像吵架”。卢育三认为“如果说会议有教训的话，这就是主要的教训，金先生冯先生都是全国知名的老学者，指名说：‘我提醒你注意……’，这成什么话。” 对洪谦的发言，参加会的人也认为态度不好，是“对冯先生进行人身攻击”（东北人大助教吴锦东）。

　　会议哲学史料受重视

　　1957年5月10日至14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史研究室联合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行。潘梓年宣布召开这次哲学工作会议的目的，并提出下列三个问题作为会议讨论的中心内容：

　　1.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2.中国哲学史目前进行研究的问题；

　　3.中国哲学史资料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朱谦之认为，中国哲学史是有它的特点和规律的。但是我们要寻找出它的规律，必须要一方面注意研究自然科学的发展，一方面要把中国哲学史当成世界哲学的一部分。因此研究中国哲学史，就应该而且必须注意西方哲学史、东方哲学史的研究工作。

　　冯契指出：哲学思想的一般规律，不但要从社会经济关系中去找，还要从哲学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联系中去找。

　　杨荣国认为：只有抓住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才能了解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和系统，这样才不至于失去哲学思想的本来面目。

　　对于第三个问题，潘梓年认为，我们中有一些人对一些重要的历史资料根本不知道，或者知道的很少，因此就容易犯教条主义的毛病。过去我们有一些人认为资料工作低于科学研究工作，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一个人知识丰富与否，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决定于掌握资料的多寡。资料整理工作就是科学研究工作，整理出来的资料，也就是科学的成果。

　　王维庭在发言中表示同意和支持潘梓年的意见。有人认为从事翻译古代典籍工作的人多了，岂不乱了吗？王说，不要怕乱怕多，相反的他认为多多益善。因为作品一多，就可以互相此较，好的自然流传下来，社会上是有一定选择标准的。学说流传绝不能依仗政治势力的扶持，好的著作如杨子云的《太玄》，它是经久流传而不息的。

　　吴则虞认为，中国哲学史资料工作中，有十项基本建设，即续经义考、子籍考、道藏总目提要、大藏经总目提要、传灯广录、中国思想家通谱、诸子证异、新子汇、补四朝学案、诸子文抄的十项工作。

　　代表年轻一代哲学工作者发言的萧萐父强调指出，对一些古典著作做简注的时候，注释尽量求得全面，考据方面不妨简略一些，这样是有助于初学的人学习的。此外他还建议做一些报刊资料索引工作，这样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掌握前人的工作成果，免得重蹈前人所犯错误的覆辙。

　　此次座谈会对日丹诺夫对于哲学史教条主义定义的质疑，尽管昙花一现，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迹。1978年之后，日丹诺夫定义迅速失去市场，就得益于这次会议。此外，会议引发了大家对哲学史的兴趣。使得中外哲学史这两个分支学科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培育了众多的专业人才。5月的工作会议部署的中国哲学史的资料编辑工作，洪谦等先生提出的编译供初学者用的西方哲学史资料选编等主张，后来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这些工作的成果（如北大西方哲学史教研室选编的六本资料），哺育了几代学子。

　　摘编/新京报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