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书是想让大家正视荒诞

　　2000年，北京青年张海鹏出版了第一本长篇小说《万物生长》，并起了个笔名：冯唐。拿到纸书第二天，他就挤时间去美术馆附近的三联书店，看看书有没有上排行榜，结果没有。手机还落在回去的出租车上。2012年，他再去三联，看见有他的一堆书堆着，却没有少年时想象得那么开心。摸摸手机，硬硬地，还在。

　　这一年，他出了随笔集《三十六大》，书中集合了他的三十六封公开信。这是一本人生“剧透”书，是人到中年的冯唐的一次人生总结，是他对这个世界的规则、人性人情的考察作业。收信人各种凌乱，从唯一的外甥、未过“金线”的韩寒到公文包，司马迁、唐玄奘并梁思成，显得“浑不吝”，但内文却自有他的真正经、苦口婆心和青年导师范儿。他说，如果自己有个孩子，推荐一本书，他会选择这本。

　　和他嚣张的文字比，他的话语平常。人到中年，他有疲，有舍，有得。没有方向，也不急着找到方向，觉得就周围“逛逛”，挺好。他觉得人还是要和基因的东西做些抗争，但同时觉得花该是花的样子，草该是草的样子，他愿意看到水，自自然然，而不是看到水坝。很多时候，你觉得柴静说他：“他这人也像他的小说一样，好像疯长的时候抽条太快，总有一部分是没有发育成熟的样子”是一种深切的了解。他有自己的一些小固执和小骄傲，对很多事情，不愿解释，因为觉得语言很多时候并不能准确抵达，人和人之间，有时需要“隔河观望”的距离。

　　“金线说”、“给李银河作序”卷起重重非议。他说，我只能通过我理解人。相比生活，他觉得自己写作时更为游刃有余，是老天赏饭吃，是三月桃花开，躲也躲不开。采访围绕当下冯唐的三观，试图呈现人到中年后，他所感受和所想表达的。

　　●谈时间和中年危机

　　天空飘过五个字儿：这也算事儿！

　　新京报：你的作品，甚至笔名都能看到你对于时间的敏感，想过这其中的缘由吗？

　　冯唐：其实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也不能说完全不知道，可能小时候身体不太好，一直在儿童医院住院、看病，简单地说，就是总觉得生活是虚的，世界不太真实。长大了，身体也好了，不太生病了，还是觉得时间是虚的。今天我还去垂杨柳那边，过去住的地方转过，感觉就好像和原来一模一样，从来没有长大，也没有变老。似乎有些事情明白了，似乎又全都不明白。你说如果是具体的事儿，好像挺容易处理的，但稍稍跳开，就一直觉得时间是混沌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来，为什么去，一直没太搞明白。

　　新京报：听上去童年经验对你影响挺大的，打了一个悲观的底儿。

　　冯唐：其实，任何人，在20岁前，如果在一个地方呆够10年以上，我觉得那方圆五里会是他永远逃不掉的地方。至于悲观，我觉得骨子里，我不是个乐观的人，但是换个角度，因为不乐观，所以总知道底线在哪里，反而对有些事儿，就淡了。就像笑话里说的，天空飘过五个字儿，这也算事儿！

　　新京报：出版《不二》的时候，你有提到自己在应对中年危机和抑郁，现在处理得怎么样了？

　　冯唐：可能从某种意义讲，已经过去，也可能还在发生，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当时所谓感觉到中年危机，是不知道下边该干点嘛。所谓的追求，有些东西已经达到，有些你知道你达到不了，有些，你知道，是不应该追求的。那处于这种状态，剩下的时间该干些什么，就有些不着边。后来发现，也不用这么多想，就一天天的日子，这么过呗。就像我经常问自己，之后还写多少书，写不写。忽然有一天，我念叨，我现在就一个字不写了，又怎样，想写就写呗，想那么多干什么。想太多，反而自己给自己加了太多束缚。

　　●谈写作

　　《红楼梦》不是逼出来的

　　新京报：四十不惑，人在这个年龄，通常对自己的各种边界、可能都探测得差不多了，对你来说呢？

　　冯唐：有时候我坐飞机，会想到如果掉下去怎么办，但想过后又觉得没有特别多的遗憾。没遗憾，从某种意义讲，是缺乏追求，但坦率讲，也是我把我该做的很多事，都做得七七八八了。该达到的，我自己重视的一些东西都达到了。之后怎么样，是老天的事儿，我自己看不到了。

　　新京报：那对待这样的一种不确定，你的选择是？

　　冯唐：随波逐流。其实是那么一种感觉，就像爬山，最开始，我心目中有个山头，一阵攀爬后，爬到了。然后呢，依据我现在的认识水平，我也看不到更高的地方。那我就周围逛逛吧，看到新山头再说，我觉得这比你硬要爬个啥玩意，是更正确的态度。可能很多人会选择，好嘛，我在这挖个坑，建个庙，很多人会想着折腾，我不想折腾，就想愿意干点啥，就干点啥。

　　新京报：可能很多人觉得那样一种折腾存在感更强。

　　冯唐：是，但那种存在感本身是一种虚无。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为什么要在山头盖个庙呢？

　　新京报：这是一种荒诞感。

　　冯唐：其实，我写书的很多努力，是想让大家正视荒诞。强逼着人做事儿就是荒诞。很多人试图改变别人。我喜欢看到像水流一样的东西，它有自己的方向和速度，我不喜欢看到的是水坝，是你偏要建个坝。我喜欢各种力量自自然然的，开一朵花，长一棵草，世界在融合中形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不要做胁迫的事情，强努着很多事儿，我看着苦。就像写作，我一定要写出《红楼梦》，一定要如何，真的有效果吗，到了这个岁数，我觉得《红楼梦》不是逼出来的，是因缘际会，产生某些东西，你产生不了《红楼梦》，产生个自然的千字文，有什么不好？

　　●谈爱情和婚姻

　　人往往“在用一个妄念解决另一个妄念”

　　新京报：你的三部曲讲的故事里，感情状态分别是有幻想没感情，有感情没故事，有故事没幻想，这些感情总存在着残缺。

　　冯唐：现实不就是这样嘛，有问题是正常的。人的好多麻烦，产生于不承认问题是常态，非得把问题给解决了，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嘛，或者是他在某个瞬间产生一个幻觉，觉得可以达到无问题的状态。譬如你和一个人初吻，觉得特别好，然后你就想一直保持这个状态，但那是不可能的，这是在用一个妄念解决另一个妄念。

　　新京报：那当下，你对于爱与婚姻的认识是怎样的呢？

　　冯唐：我觉得婚姻是一个社会性的东西，是一个契约。如果俩人不想搭伴结伙过日子，或者这种状态违背了各自的三观，那就各干各的。爱情的起点、基础是一个天生的喜欢，原始的喜欢，婚姻的基础是在一定的原则下俩人过得下去。爱是没有原则的，你喜欢一个东西，很多时候是莫名其妙，很难说清楚原则的，婚姻则不同，它能说得清楚，譬如不能乱搞等等，反正要有约定俗成的、至少俩人同意的那么一套的原则。

　　●谈金线与自恋

　　“这是这个时代的悲哀”

　　新京报：你提出的“金线”说，引起很大的非议和讨论。你是怎么看的？

　　冯唐：我没有想太多，就觉得这是这个时代的悲哀。这是个浅显的道理，就像皇帝的新装里，那个小孩，说，他没穿衣服。这个时代是地沟油时代，你在用很差的东西，看一些垃圾，偏要认为自己活得很好，忽然有人蹦出来，说你在过着垃圾生活，这当然不舒服。可是，我想，在现世，能明白这些事儿的，应该还有几个，有勇气蹦出来说的，还应该有几个，别人不说，我说。如果不舒服，那是你的事儿，不好意思，那不是我的事儿。我知道你吃的什么，看的是什么，你可以不认，和我没有关系。

　　新京报：包括给李银河小说作序，很多人也觉得你有所跑偏，过多篇幅倾斜到自己身上，也因此招致一些“过于自恋”的非议，你觉得这是一个误解吗？

　　冯唐：谈不上误解，因为我对我的了解，要比对其他个体多，我把自己写清楚了，就是对对方的尊重。

　　采写/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