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诚先生的正史写作

　　顾诚先生的读史札记结集出版了，取名《明朝没有沈万三》。有标题党之嫌疑，严厉的顾老师地下有知，估计也会莞尔：这书名虽有些戏谑，却并不轻浮。关于沈万三被写入《明史》的全过程，顾诚已经在书中做了富有趣味的描述，条分缕析抽丝剥茧，基本还原了历史真相。明朝到底有没有沈万三，对“明朝”来说关系重大。

　　沈万三 本名富，字仲荣，世称万三，亦称三秀。元末明初吴中巨贾，《明史·后妃传》等处曾提及沈万三出资助朱元璋修建南京城，后又因家资豪富被朱元璋猜忌，全家流放云南。同时，沈万三家乡的地方志《吴江县志》中则称，沈万三在“张士诚据吴时”（明朝建立前）已死。故其人确切生活年代尚无定论。民间传说中，有很多关于沈万三与朱元璋、朱棣的故事，他也因其财富，被尊为财神，传说他有一个能生出财宝的“聚宝盆”。

　　沈万三，为证明朱元璋暴虐而存在

　　某种意义上讲，朱元璋的性格，就是明朝的性格。有沈万三的《明史》，朱元璋暴虐专横的形象便更丰满一些。这个看似荒诞的主观臆断，在顾老师看来，正是沈万三“偷渡”到明朝的核心驱动力。人们之所以对沈万三和朱元璋的故事至今仍津津乐道，就在于这样的故事符合“本质真实”的历史书写规律：朱元璋就应该生杀予夺寡情薄恩，沈万三就应该富可敌国并因言获罪。

　　“本质真实”这种历史书写方式，始于孔子。“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句话出自《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是孔子自我标榜的编纂《春秋》的基本原则。作为历史写作者，孔子对所有比他位高权重的、和他关系亲密的、让他心生感佩的人负责，删来改去，本来资料丰富、体例完整、以鲁国编年史为主线覆盖其他诸侯各国的三百年历史大事记，被他删改成了一部政治正确的精简版。

　　“礼”作为前朝旧秩，是孔子始终坚持的正确的政治导向。为了让其实已经崩掉了的“礼”显得是一种真实存在，孔子甚至要玩文字游戏和偷换概念；最著名的就是周天子西狩，明明是败给了诸侯而仓皇逃窜，非得说是“狩”。很不幸这一“狩”就是两千多年，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西太后带着儿皇帝一路“狩”到了西安。

　　这种对本质真实的不懈追求，很容易让人陷入自圣和张狂的状态。孟子就曾由衷赞叹：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显然是在替孔子自吹自擂，夸大了一部史书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和作用。《春秋》之后的乱臣贼子似乎更多，作恶多端且有恃无恐，面对微言大义的《春秋》，乱臣贼子们真的“惧”了吗？只有天知道。坑灰未冷山东已乱，刘项原来并不读书。

　　谁掌握历史谁就掌握未来

　　更多的时候，是乱臣贼子让《春秋》们惧得一塌糊涂。还是明初，朱棣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得大位，一番血腥杀戮之后，活着的人对夺嫡一事终于三缄其口。但能够推导出朱棣犯上作乱的历史档案，朱棣亲自授意史官，两次全面修改前朝档案《太祖实录》，将大哥朱标弱化为过度虚君，将侄儿允炆直接从档案里抹掉。这还没完，他还要变换血型和遗传密码，篡改出生证，将自己的亲妈改成了马皇后，马皇后是朱元璋的糟糠之妻、原配正室，认她做亲妈，相当于直接在自己脑门上刺上了“嫡”这个字。奥威尔在《一九八四》里，对此类精心篡改后的历史，有天才的描述和定义，称之为“新话”。古今和中外对照，其实“新话”不新，早在奥威尔之前六百年，朱棣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开说“新话”了。

　　新话发展壮大、最终成为官方认可、民间接受的庞大体系，是在乾隆年间。盛世修史再次被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提起。修成于此时的《四库全书》之史部，开宗明义地讲道：“（二十四史）今并从官本校录，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与经义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史异也。”这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皇帝不认可，再好的史书也成不了正史。正史的作用可不是让历史情景再现，而是“与经义配”——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往圣之绝学互为表里。

　　乾隆皇帝的旨意一直贯彻到了当下，我们今天的“正史＝《二十四史》”的观念，就来源于他的一锤定音。

　　正史的资治功能一再被强化，对历史经验主义的迷信取代了对工具理性和逻辑思维的追求。一代又一代帝王将相，被正史这碗迷魂汤灌溉得晕晕乎乎、不思进取、主动倒退，在阳光底下孜孜以求地学前朝、做旧事，以至于那些偶尔发生的时代进步和社会变革，那些灵光一现的思想火花和理论突破，都被一本正经地掩埋进正史所记录下来的大人物们的吃喝拉撒的大事记里。

　　正史空白处的野史和杂记

　　鲁迅对此看得透彻，他在《华盖集·忽然想到》里有一段话：“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

　　史官之所以要摆架子，缘于他们经常要在胜利者的授意之下篡改历史、仗势欺人。比如南明期间丰富而庞杂的史事，就被清初的史官们修理得颠三倒四一片荒芜。

　　南明二十年间，角力者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黄河、长江、两湖、两广、云贵高原、巴蜀之地，全都活跃着志在天下的政治军事投机客，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极其意外地，当初仓促入关、随时准备捞一票就撤回关外的清朝，成为最后的大赢家。一屠二屠三屠之后，辫子留起来、土地圈起来，塞外游牧民族决定不走了，留下来成为这儿的主人。

　　接管明帝国广袤疆土、成为华夏新主人的少数民族清朝，很快就学会了以史为鉴：屏蔽、抹杀、歪曲失败者曾经存在过的证据。两路起义军和南明诸小帝星散或成仁的同时，与他们相关的文字记录，被有意识地忽视和有组织的取缔。清初百年间严酷的文字狱，让失败者的文字印迹十失其九，失败者的面目越来越模糊，曾经存在于世间、几乎翻转过乾坤的证据越来越不足。

　　“以史为鉴”往往能够为当世找到恰如其分的合法性。克罗齐的说法：生活与存在就是历史，而且只能是历史。这是一个让人绝望的悖论，到了下一个世代——如果世代的确需要划分时间节点使之成为一棒接一棒的接力赛——此前根据历史制作的一劳永逸的蓝图或终极计划，就彻底成为一个笑话。克罗齐不接受“历史科学”这个概念，认为其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书评人 孙献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