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农业(2)

　　农产品比核武器重要

　　新京报：你最近有个观点，美国打击全世界的武器根本不是核武器，而是农产品。怎么理解？

　　朱信凯：核武器只是一种威慑，但美国靠一个种子公司——孟山都，就能干掉很多国家。阿根廷就是一个例子。一开始转基因的种子通过走私的途径进入阿根廷，当阿根廷种植转基因大豆和玉米播种面积到了99%的时候，美国声称要收取种子的专利费，以至于阿根廷农业部不得不成立一个补偿基金，举全国之力来偿还。

　　但农业的威力远不止于此，孟山都不仅卖种子，还卖农药。它的逻辑是你买我的种子就得买我的农药，因为种子和杂草一起长出来，长到一定程度，农民就要喷孟山都的农药除草，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能够抵抗这种除草剂。可是因为下雨，孟山都的除草剂随着地表径流，把阿根廷其他的农作物也当做杂草除掉了。生态灾难已经在这个国家的某些地区表现出来了。

　　所以农业它不仅仅是一个种地和养猪的问题，更不是一个短期视野就可以把握的问题，他实际上是一个比核武器还重要的重大的战略产业。需要引起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重视。

　　新京报：我们应该怎样重新认识农业？

　　朱信凯：农业是一个集技术、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于一体，与整个人类的进化史相并存，并随社会发展与进步越来越表现为多功能性的永恒的魅力产业。

　　2004年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丢掉了大豆产业，这是一个最经典的案例，也是最惨痛的教训。我们无意怀疑别人的阴谋和操控，但至少要使我们警醒，农业涉及国家安全，既包括人的发展权和生存权层面的安全，也包括宏观经济层面的安全。

　　我们对农业的认识往往只是停留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现在已经是工业化时代，甚至于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农业自然而然也就不那么重要了。但美国人是如何认识农业的呢？美国人讲“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谁控制了食物，谁就控制了全人类”。

　　新京报：大豆产业丢失对中国意味着什么？玉米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大豆产业？

　　朱信凯：大豆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它一方面做食用油，同时豆粕还做饲料，饲料影响畜产品。国际资本很容易通过国际游资的炒作来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华尔街游资的各种肆意行为，很容易造成我国大豆价格的非正常波动，而大豆的下游产品又在CPI中占有相当比重，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到目前还没有发布核心CPI的国家来讲，宏观经济安全受到影响就是必然的事情了。关于玉米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大豆产业，关键要看玉米产业的主动权在谁手上。

　　2004年我们之所以在一夜之间就丢掉了大豆产业，那是因为我们首先丢失了大豆产业的主动权。在大豆压榨企业普遍面临困境的时候，国际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我们几乎不设防的情况下将他们收购或兼并，而当国际资本控制大豆产业主动权之后，使用什么原料当然也就是人家说了算。因此，尽早完善与国际资本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当前我们必须要做的头等大事。

　　中国农业投资效率低下

　　新京报：从2002年开始我们国家加大对农民补贴的力度，10年来累计安排了7631亿元。这么多资金投入，为什么农业问题还这么突出？

　　朱信凯：美国最大的部，除了五角大楼国防部就是农业部。而中国，农业部几乎是最小的部，中国农业行业的大部分职能都没有在农业部，行业职能不在行业部委这是当前我们行政管理体制最大的问题。

　　当前我们是“重视农业政策，轻视农业部门；重视支农资金，轻视投资效率”。我们每年拿出这么多钱来支持农业，效果怎么样呢？“十五”和“十一五”前两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农业投资效率仅为52.7%，也就是说中国投100块钱，只发挥了50块钱的作用。另外50块钱呢？全部给损耗掉了。这个数字也明显低于发达国家83%的效率水平。

　　新京报：为什么会这样？

　　朱信凯：农业是一个行业和专业性很强的产业，但农业的很多职能都不在农业的行业主管部门。比如农业的投资功能一部分在发改委，还有一部分在财政部，财政部本来是分配资金的，却专门成立一个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管控着比农业部还要多的支农投资。这种相对混乱的行政管理体制必然导致低下的投资效率。

　　新京报：美国农业部是怎么做的？

　　朱信凯：美国的经验可以借鉴，当前美国农业人口的比重下降到2%，但作为管理农业的核心机构，农业部却日益庞大。美国农业部正式编制职员多达10万人，大部分职员都分散在各州，做着最基层的农业推广和信息服务工作。美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综合性，它将农业、农产品以及有关的管理服务都容纳到这个大一统的管理机构中，避免了互相推诿、扯皮和工作领域的分割，打破地区封锁、行政垄断和部门分割，有利于明确责任和提高效率。

　　新京报：跟美国比较，能得出什么结论？

　　朱信凯：相比之下，我国现行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部门分割，各自为政，任务不明确，管理手段分散，有事大家一起干，出了问题谁都可以不负责任。部门利益还渗透在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中，使政策法律出台扯皮多、时间长，出台后没有一个具体部门督促实施，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新京报：能举个例子吗？

　　朱信凯：还以投资为例，中国当前的投资体制是1995年分税制改革以后逐步形成的。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财政实力不断增强，为了加强管理实行了以发改委为主的投资管理体制。

　　这一体制在刚开始实行的几年，在规范投资行为，实现大的投资布局等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忽视行业主管部门的行业投资所导致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就越来越突出了。不仅是农业部存在这样的问题，其他的部委也是一样的。

　　新京报：所以你认为，我国的农业管理体制需要改变？

　　朱信凯：我们组织的课题组在国内主要农业投资大省的调研表明，体制不完善所造成的部门矛盾与冲突已经严重影响了农业投资的使用效果和效率；而所有省份调研的结果都显示，中央财政农业投资效率低下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央层面政策的非协调性。

　　因此，我认为，从根本上彻底改革现行农业投资管理体制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突出问题。

　　新京报：怎么改变？

　　朱信凯：“十七大”之前我就呼吁农业的大部制改革，重构农业投资管理体制。

　　首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当从中央与地方的范围和关系的调整入手，逐步建立新型、高效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模式。

　　其次，在中央和地方的农业投资事权和财权划分上，应当强调投资主体的职能和执行力，即要逐步形成垂直管理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

　　第三，要逐步推进农业“大部制”改革，重构农业投资管理体制。这个“大部制”并不是简单的合并，而是将职能相近、业务雷同的部门整合在一起。它的实质是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这三者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原则来构建政府的组织结构。

　　研究中国问题，思想比方法重要

　　新京报：中国问题应该怎么研究？

　　朱信凯：美国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世界第一，因为美国有五万个经济学家，但是美国没有多少经济问题值得研究，它每个小问题都被无数人研究了无数遍。所以在欧美发达国家，它的经济学要想做得优秀，就要看谁的方法论用得艰深。但是，当代中国值得研究的问题太多了，我认为，中国如果有人拿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个一定是研究中国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问题的，因为这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也是世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理解中国经济绝对不能简单等同于任何西方的理论建构或经验，理解中国经济需要对历史的理性剖析、对文化传统的深入解读以及用脚做学问的调研精神。

　　新京报：其实最近两年，农业已经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投资农业，例如网易、联想。

　　朱信凯：这是个好的兆头，但我感觉应该加快步伐。因为外资在大量做这个事情，大家才开始意识到。我一直认为，谁在未来十年能够在中国的农村市场构筑起纵横交错、流通顺畅、四通八达的市场化渠道，谁就将是未来世界上最强大的企业。

　　城镇化是农村和城镇的重新布局

　　新京报：最近有学者提出，保障房建设跟不上，城镇化就是空谈。你怎么看？

　　朱信凯：这个问题很重要，中国能不能尽快把保障房和市场房分开是关键。就是说保障房这一部分要把价格压得低低的，可以市场化的部分就让它交由市场调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保障房这一块没有做起来。可能主要还是个利益和利润的问题。更新观念，加快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与政策调整是当务之急。

　　新京报：你认为城镇化应该是什么样？

　　朱信凯：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和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一表述，是继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的又一次制度创新，国家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布局必然因此发生积极而重大的变化。

　　我理解的真正的城镇化应该不仅仅是城市数量和城市规模的扩张，不仅仅是城镇人口的增多，而是进城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现代化。城镇化应该是农村和城镇的重新布局，重新布局不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更是一个人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