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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热爱照进梦想

2012年12月28日 星期五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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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运鸿专注地在监视器后工作。
《一场救赎》拍摄现场,李运鸿与同事交流。
《一场救赎》的全体工作人员合影。

  小区隔窗学校每天传来的广播操音乐是李运鸿目前起床的自动铃声,有时候他也很烦,那些饶有节奏的旋律似乎打断了他剪片的思路。烦闷时,他也会偶尔去菜市场转转,厘清一下自己的思路。为了能够再度挑战自己,在休假的三个月里,李运鸿自拍自导自演了一部非全长独立电影《一场救赎》。明年3月,他将带着这部梦想之作参加柏林电影节talent campus。而目前,李运鸿最大的心愿是做一个“神剪辑。”

  在此之前,李运鸿几乎扮演过一个电影里的全部角色:编剧、摄影、配音、主演,甚至还包括剧务。他对自己唯一的解读就是做个讲故事的人。莫言获奖后,他格外兴奋,就好像从此之后这个解读将会更加受用。但用电影讲故事,探寻人的故事,的确是李运鸿走在路上都会琢磨的事情。一个街头,一个长发美女,李运鸿甚至会停下半个小时站在路口观察、研究,脑子里呈现出各种戏剧冲突的画面。“最后,女孩自己打车走了,以我脑海里最意想不到的结局结束。”

  逆流而上

  旁边有人戏称道,“这是一种什么行为?”他突然收起了酒窝,很认真地说道,“因为热爱”。

  这份热爱持续十年,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当中的艰辛。“电影就是一份需要坚持的事业,但只有你真正热爱,你才不会觉得当中的坚持是一种艰苦。”李运鸿说得轻描淡写,可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些被朋友家人不理解的痛苦,知道自己也曾在认为无法前行的夜晚失声痛哭。“但所有煎熬都在心底的无数次的反问下坚持过来,就如风雨过后的彩虹。”

  大学毕业,他选择留学英国继续探寻他关于电影的梦想。英伦文化、艺术电影、独立思想,就像水龙头猛然之间撒了欢儿的涌潮,新颖的玩意多得让自己找不到北。每天,他几乎沉浸在校园图书馆里,探寻欧洲艺术电影的溯源,但无论多忙,他都抽出时间尽可能地多看电影。“多看对自己的思维启发是有好处的。”这个有些叛逆的85后新晋电影人,执著地爱着大卫·林奇、昆汀·塔伦蒂诺等大师,在顺利完成略带大师风格的毕业作品后,他的名字被同学缩略成“李导。”

  回国后,李运鸿的简历已然足够丰满。然而,他再次选择了全新的道路,签约希世纪影视公司,跟随著名导演高希希从头起步。据说,这个憨厚的小胖子没有提自己的任何经历,双手合十,就说了一句话:“高导,我想跟您学习。”他承认,自己需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两个剧组跟下来,李运鸿受益匪浅。慢慢的,他脑子里的梦想再次不安分起来,李运鸿知道,自己已经找到了那道彩虹。

  一场救赎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李运鸿几乎每天就睡1-2个小时,和人聊天时会常常断片,突然冒出的字眼就是李氏导演特有的一声长吼:过!这是他年轻时的梦想,希望有一天能拥有一个完整剧组,在拍完一个完美的镜头后,大喊一声,过!

  当然,这个剧组还不能算一个完整的剧组,带着一半以上的生手,大部分的工作都是他一人操心完成。即便如此,李运鸿仍不满足,为了电影开始的一个长镜头,调动了几十人,连拍4天,剧本改了近8次,他心中那块极度浪漫主义的色彩注定了他只会追求极致。

  李运鸿承认,这样的自己不讨人喜欢。“电影太熬人。”在片场,李运鸿常常拍着拍着就会陷入自己的矛盾世界里。他太爱电影了,甚至有些偏执。每逢自我怀疑时,他会把编剧和演员叫到一块,倒推所有的剧情与对话。这样的审视,最后结果往往就是推翻重拍。重拍前,他总会站在所有工作人员面前深深鞠躬,表示歉意。“我其实并不想熬别人,折磨我自己就够了。”

  ■ 后记

  采访中,只要说到戏,他有若干次完全忘记我的存在,再次和编剧讨论起电影的制作。那一瞬间的他似乎就是个单核处理器,除了戏,眼中已经没有别的世界。

  新京报记者 周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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