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总理”汉斯·莫德罗：我仍在反思过去

　　民主德国最后一位总理汉斯·莫德罗的作品《我眼中的改革》，最近在国内出版。莫德罗在书中说：“我认为我有能力通过分析来进行自我批评，并且仔细研究过去的事情究竟如何……分析既可以为过去的错误做出结论，也可以为未来指明方向。”

　　20世纪德国发生的事情，深深塑造了欧洲和世界的历史。出生于1927年的汉斯·莫德罗，其身份历经纳粹冲锋队队员、苏联战俘、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以及民主德国总理，他被时代潮流推动着前行，亲身感受了20世纪人类世界的动荡与社会选择。

　　莫德罗在我们的访谈中回顾了民主德国崩溃之际的状态，他感慨一切都来得太晚，以至于措手不及，被迫将国家拱手相让。关于东德的崩溃以及崩溃之后两德的统一，已经有不少学术著作。我们可以从访谈中看到，一位政治人物眼中的历史，与学者研究视野下的历史，终究有所不同。

　　对于很多历史研究者而言，汉斯·莫德罗是一个符号性的人物，他在民主德国摇摇欲坠的时候，一跃而上成为执权者，既要面对刚退场的政治人物们对新手的质疑，也要安抚对旧制度充满绝望但新希望仍然暧昧的群众，与此同时，他还需要用正确有效的政府行为，去维持作为一个国家的尊严与体面。他身后，是一条无法继续沿行的路，他的前面，新的道路还未形成。恐怕很少有政治人物，如他这般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历经剧烈的动荡与沉浮。

　　从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发展状况而言，民主德国曾是公认的社会主义典范国家，其不俗的经济表现与较高程度的社会福利，也赢得了公民表面上的政治服从。民主德国的稳定，带来其最高领导者的自信。乌布利希曾经谦虚地把自己所处的历史定义为，社会主义过渡阶段，莫德罗的前任昂纳克直接认为自己的国家就是实际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这一切没有阻挡历史前进的步伐。

　　1989年11月13日，莫德罗被执政党统一社会党和民德公民选中，在紧张的局势中出任民主德国总理。公民们上街游行，希望将更多的社会希望付诸实践。旧体制的执政者，还未来得及认真倾听，就被时代抛在身后。莫德罗被称为好人、希望之星，因为他坦率地接受了群众的愤怒与希望。改革的口号已经喊响，具体方案还在空气中缥缈浮动，莫德罗一上台就发现，很多事情，已经迟了。

　　1990年1月22日上午，莫德罗手提黑色公文包准备动身参加政治圆桌会议，一位工作人员提醒他，以两手相握为标记的德国执政党统一社会党党徽，已经被从党中央大楼取下，不应该再佩戴它。在巨大的压力下，曾经凌驾于社会生活之上的执政党“统一社会党”土崩瓦解，重组为民主社会党。莫德罗没有退党，他从统一社会党党员变为民主社会党党员，在一个多月后的民主大选中黯然离场，结束了自己的总理生涯。

　　1991年，统一后的德国司法部长克劳斯·金克尔在德国法官代表会议上向联邦德国的法律机关布置了一个任务，对民主德国实行“不合法化”，在官方语言中，把民主德国表述为“非法国家”。而很多政治学著作，称民主德国为典型的极权主义国家，靠垄断真理与暴力恐怖，维持自己的合法性。这一切让莫德罗难以接受。

　　莫德罗始终是社会主义的忠诚的信徒，青年时代，因为反对法西斯反对战争而拥抱社会主义，壮年时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确认自己的政治信仰，即便在民主德国已然消失的事实面前，他仍然相信，未来的希望在社会主义。

　　■ 参考书籍

　　《德国史：1918-2008》

　　作者：玛丽·弗而布鲁克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12月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

　　作者：胡安·林茨

　　阿尔弗雷德·斯泰潘

　　版本：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8年1月

　　《89年的秋天》

　　作者：埃贡·克伦茨

　　版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5年1月

　　■ 对话

　　整个历史潮流来得太晚

　　新京报：你始终坚定地信仰社会主义，其核心理念，在你看来，具体是什么？

　　莫德罗：你问的所谓核心理念，其实很简单，然而实行起来却很困难。因为，这些理念只能从现存的现实之中，在寻找道路和出路的过程中发展起来。我的目标一如既往地在于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受教育、有工作、享有健康，在关乎他们的生存条件时，有参与决定的权利。

　　实现这些基本原则，没有对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普遍适用的统一模式。因为，各自的前提条件不相同。然而，相互尊重，根除战争属于我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

　　新京报：我们在一部著名电影《窃听风暴》里面看到民主德国的形象，是一个充满压制与恐怖的国家，没有对人的尊重。你自己批评的东西，出现在这国家里，你的感受是怎样的？

　　莫德罗：1991年两德统一后，斯塔西成了很多电影的主题，联邦德国的政策还是继续对民主德国批评性的看法。

　　我认为，这部电影是单方面的。你也看到很多来自美国介绍他们秘密警察的活动，但这不代表美国是这样的社会。在民主德国，他们拍了一部电影，说是国家安全部的一个人代表了其他所有人的经历，这是不合理的。

　　当然，这也说明，从法理上业已统一了的德国至今依然存在着社会鸿沟。我始终认为，两德统一来得过快。1989年11月17日，当我宣布我的政府声明时，我是想保存民主德国政府，采取步骤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今天我仍然坚信不疑，逐步实行两德统一更为妥当，而在很短时间里，民德加入联邦德国这样的做法对德国依然有消极后果。

　　他们没有懂得年轻人的心

　　新京报：历史地看，1989年的秋天，人们对原先民主德国体制的不信任与反感，到达极点，你当时如何理解人们对体制的消极态度？

　　莫德罗：在民主德国后期，有政治责任的人都遇到一个问题，看起来没有成功地让年轻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相当部分的年轻人对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固定积极的看法。1989年秋天的时候，比较多的年轻人开始离开民主德国辗转到西德。这个问题是民主德国存在不存在的重要问题，年轻人离开自己的国家是对社会主义和国家领导人的不信任。

　　领导人、老革命家那一代不懂年轻人，他们觉得自己做得非常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德国的情况越来越好，他们觉得年轻人为什么不看到我们的成就，他们应该感谢国家的发展，为什么不积极参与。老一辈觉得，年轻人应该感谢我们，怎么挑毛病呢。年轻人这么想，每一代人应该自己去尝试对还是不对，不是永远感谢你们替我们安排什么。他们没有懂得年轻人的心。

　　新京报：1989年，莱比锡游行中，有人被逮捕，年轻人的口号从让我们出去，变成我们会留在这里，请给我们一个自由开放的国家。从口号变化，年轻人意识到国家是不开放的，所以有诉求，你和当时的领导人是怎么想的？

　　答：我当时在德累斯顿，是德累斯顿社会主义统一党的第一书记。游行活动的早期，中央警察有一个命令，要是有突然出来的游行活动，必须驱散。因为要准备庆祝民主德国成立40周年。在柏林，有100多个高层的国家代表，包括戈尔巴乔夫，以及来自中国的代表。当时的重要共识是，避免暴力。

　　10月8日，在德累斯顿有个广场有5万人在一起，我也在里面，有两个麦克风，一个是我用的，另一个是民众给我提问的。当时人家真的从心里讨论批评性的看法，我想我的对话为我带来了民众的信任。我被选为总理的时候，是没有对抗性的，有一定的信任，避免暴力。通过德累斯顿广场的讨论，人们感觉到这个国家可以讨论，口号就变了。

　　一切都措手不及

　　新京报：你是怎样定位当时由你所组建的政府的责任的？

　　莫德罗：政府的第一个责任是要避免冲突，第二个是想到将来德国统一的前景，使民主德国的人民有自己的法律权利，避免民主德国的人民在统一后没有权利，希望有一定的财产，是堂堂正正的，不是低三下四的，不变得低人一等。

　　新京报：苏联在德国统一的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有人认为，苏联是幕后推手。

　　莫德罗：德国统一的幕后推手并不是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所有活动很简单地说是他放弃了民主德国，当时苏联并没有真的实质活动，从1990年开始，苏联一步一步解体了，只有两年存在时间。两德统一，一直是德国人内心的希望，当时也是顺应民意与历史潮流的。只是，有些细节没有做好，民主德国的改革，太迟了，当时领导人比较自以为是，仿佛被冻住了一样，一切都措手不及。

　　（感谢原民主德国驻华使馆新闻官Hans-Joerg Probst 和中国社科院杜文棠先生现场翻译。）

　　采写/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