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镜头我的工友

　　2012年，对于39岁的占有兵来说，是角色转换的一年，因为对摄影的坚持，今年3月，他离开了工作12年的工厂，到广东东莞长安镇的一家报社工作。过去的一年，他每天都会拍照，从工厂到社区、从车间到出租屋、从街道到公园，占有兵以一个产业工人的视角，记录着那些他认为可以留下的瞬间、可以打动自己的表情、可以带给他回味的点点滴滴。

　　新京报：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摄影？

　　占有兵：我1995年12月从武警四川总队退伍，来到广东打工，在酒店，印刷厂，玩具厂，电镀厂都做过，从2000年开始在一家大的电子厂干了12年保安，直到今年3月。当时刚到电子厂，单位要做内刊，让我帮忙，我才开始拍照片，小的时候连饭都吃不饱，更没钱买相机了，2002年我才给自己买了台胶片机。当时家里人都在湖北老家，有一年我回家过年，我的岳母就问我过得怎么样，我想我怎么能告诉她呢？就拍照片好了，于是我开始拍自己和工友们在厂子里的日常生活，然后给家里人看。

　　新京报：摄影给您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占有兵：刚开始我也挺想把照片拍得唯美点，去拍拍风光景色，都不想让我的照片里有人。但我收入有限，相机又不好，没钱出去行走，所以就拍拍身边的生活。后来认识了一位专业的纪实摄影师，受他的影响，我就专注拍摄制造业工厂里的打工者了，想拍得深入些。我曾经在厂子里做保安主管，我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当后来拿起相机拍照片了，我发现我比以前更关心大家的感受，从人性的方面为大家考虑得多了。

　　新京报：多年关注打工群体，有什么感触？

　　占有兵：我见过工厂里的很多突发事件，我记得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怀孕了，她自己也糊里糊涂，最后在集体宿舍的盥洗室生的孩子，自己剪断脐带，洗一洗，就把孩子从六楼窗户扔下去，然后就回宿舍了。我觉得难以接受，如果她在家里，没有出来打工，有家人去管她，也许结果就会不一样了。还有年龄大一些的工人跳楼，讨薪，看到这些我觉得摄影好像没什么用，因为我不能帮他们什么，只有无奈和焦虑，我只能把当前的生活拍下来，记录大家的生活现状。

　　新京报：总结2012年的照片后，怎么认识这一年？

　　占有兵：我自己身份变了，思考问题的模式也有改变，跳出来看，我觉得这一年制造业挺艰难的，很多厂子开不下去，就倒了，厂房卖掉，老板说走就拿钱走了，那些干了很多年的工人被抛向了汪洋大海。我到一家工厂的工人宿舍里去，跟一个湖南的老乡聊天，他在这家工厂从二十多岁干到四十多岁，老板今年一月份失踪，那感觉跟坐过山车一样，忽然就不知道日子该怎么过下去了，当初觉得种田辛苦才大老远跑到这里打工，没想到人到中年了会是这样，他当然可以再找工作，但岁数大了，谁会要他呢？去年我在西北工业大学学习工商管理，学会了一个概念叫生命周期，工厂，打工者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都会走下坡路。

　　新京报：2013年有什么想法？

　　占有兵：我觉得我一直都是一个干活的人，无论是在工厂里还是出来拍照片，我都想把活干得好一点，深入一点。2006年以前厂子里让我拍的表演、晚会、活动什么的，你说那是生活吗？那也的确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我想一直关注最常态的生活。不断完善自己吧，清醒地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这是我最想说的。

　　本版摄影/拍者 占有兵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田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