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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柴静 写作对我而言,是一种交付(1)

2013年01月05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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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确实对人很感兴趣”

  新京报:你拥有很多诚挚地喜欢着你的读者,他们的存在,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柴静:我这十年,也没见过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有多少,在哪儿。在西单图书大厦签售的时候,我听到工作人员说,很少见素养那么好的读者,在大冷天安静地排着队等待签名。而对于我而言,这些读者拿着书到我面前的时候,已经排队很长时间,还跟我说,你辛苦了。说得我都快哭了。我与他们相处,其实只有几秒钟的时间,我希望在这一段的时间里,能和我的读者有一个眼神的交会,我微笑着,说谢谢,这也许是他们应该得到的温暖。事实上,在签售的过程中,最放松的时候,就是看着读者并对人家说谢谢的时候,他们脸上久久未褪的笑,是对我的一种馈赠。他们都是很普通很善良的人。

  新京报:你从事新闻行业之前,做的是电台的工作,而且是那种通过声音交付内心,或者说,不断进入他人内心的状态,这样的开端,对你后面的新闻职业道路有怎样的影响?

  柴静:我觉得不能说是开头影响了后来。那是一个初衷吧,做传播的初衷,本来就不应该失去。我是误打误撞。我是第一代湖南广播电台的所谓的长聘员工,在我之前,必须是专业对口院校毕业的分配员工,我当时懵懵懂懂,都不知道这些背景,恰恰在1995年留下来,是这个社会刚解冻的时候,我是铁道学院毕业的,工作单位已经安排好了的,是中铁十七局。不服从定向分配,需要交数额不小的出路费。当时社会就是如此,人被僵冻在一个地方,要挪动一下,代价很大。但我当时就想做电台的工作,不假思索,非干不可。自己的满足感,就全部来自工作,来自工作中与人之间的交往,我确实对人很感兴趣。我在签售会上见到读者的感觉,非常像我当年与我的听众之间的关系。有听众给我寄明信片,上面写着:“大众是最好的雇主。”我记住了这句话。后来做新闻,也是这样的。

  这也是我说的,写这本书最困难的地方是,能不能诚实。心灵流动的轨迹,你若是想隐匿,是可以隐匿的。但是,你若是选择隐匿,你就失去了读者与你之间的共鸣。但袒露又很困难,一旦袒露,你的缺陷、不安、痛苦也会在别人面前一览无余,所以,就是要把它写出来。重要的是,你能不能老老实实写。

  “记者是要将事情袒露出来”

  新京报:在你新书的首发式上,老六再次引用一句话来赞美你,说你既是男人中的异性,也是男人中的同性,你在这些好友之间是没有性别的,“她本来也没有”。你听到这样的评价有何感受?在自我承纳层面,你会珍视自己的女性身份,还是会有意识地抵消这个身份的某些特征?

  柴静:其实,跟男性与女性没有关系,我觉得,朋友是人和人的关系,只不过恰巧他是男人,恰巧我是女人,仅此而已。

  刻意回避自己的女性身份,或者太在乎女性身份,都是太拿外界当做自我的参照了,在我看来,珍视或者抵消女性身份,肯定是因为有一个参照系统在那里。新闻界有个传统是说,女性不要有女性身份,我也会面临这样的声音,但总体来讲,它没有怎么困扰我,我觉得女性或者男性,应该像呼吸那样自然,如果你想着你该怎样呼吸,那你就难受了,自然而然就是了。

  新京报:很多人评价你的作品,会用一个词,流畅,再加一个词,有哲理,然后再加上,悲悯。你在写作的过程中会去揣摩读者的期待吗?会有意识地迎合读者吗?

  柴静:没有揣摩和迎合吧。

  有时候,人遇到某件具体的事情时,通常会有相似的反应。作为记者,我也许要做的是,诚实地意识到它,并且将其袒露出来。

  这也是我说的,写这本书最困难的地方是,能不能诚实。心灵流动的轨迹,你若是想隐匿,是可以隐匿的。但是,你若是选择隐匿,你就失去了读者与你之间的共鸣。但袒露又很困难,一旦袒露,你的缺陷、不安、痛苦也会在别人面前一览无余,所以,就是要把它写出来。重要的是,你能不能老老实实写。

  新京报:“作为一个记者,通往人心之路是如此艰难,你要付出自己的生命,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又必须在真相面前放下普通人的情感……为这个职业,我愿意倾尽所有,但是,作为一个人,我是如此不安。”就你的体验与理解,记者这个身份,其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有何特殊之处?在《看见》这本书里,你会有意去谨守“记者”这个身份吗?还是,把自己从记者这个身份中释放出来?做出这样的选择,你所持的理由是什么?

  柴静:记者比非记者多一个“问”的职责,这个职责你知道,对方也知道。但像那个踩猫的女性,她喝酒的时候,听你唱歌的时候,她忘了,所以她向你有一个交付。但是她坐在你对面,你不可能因为她交付了你就不“问”了,这个问要触及到她最难堪最受拷问的人性部分。但没有办法,像同事说的“你让她难堪了,但你不能不问”。我能做的只是我也很难受,我跟她共同承担这种难受。

  写书时,我觉得事实准确是记者身份的要求。其他部分让它自己流淌吧,新闻的原则不是干燥的铁律,是你在描写生活时,它从生活中自己浮现出来的。

  “我只是想还原他们的生命”

  新京报:你把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写得非常有个性,每个动作、每一句话,都意味深长,这容易让人把目光从书页上收回来,而重新转向人身上,以及作者身上。你在写人的时候,会有所虚构吗?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赋予他们个性吗?

  柴静:没有吧,我只是想还原他们的生命。已经经过的事情,很容易变得很平面,关于某个人的印象会变得很模糊,死去的人,会变成一个名字,如果能写出他生命的实质的话,哪怕就只是片断,他好像就会重新活一遍。但我真不确定我能不能做得到。所以我一开始,不用资料,而是靠自己的印象去写,因为我想唤醒这个实质,究竟是什么。写作的过程,其实是寻觅的过程。你记得的是这个事情,而不是那个事情,都是有其原因的。

  新京报:你的很多文章里,读者们能感受到一种宽和清健的力量,一种积极理性地看待世界的努力,对你自己而言,是否也包含着一种积极向上的自我暗示?

  柴静:其实写的时候是不觉得,你想,采访完踩猫的女性,你在半夜里12点,同伴们已睡下,你不能开灯,你拿着圆珠笔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开始写,周遭的世界已经沉入黑夜,你什么都看不见,你没有什么目的,只是想写下来,心里难受,折腾得睡不着,你只能写下来,写下自己的不安,这是唯一的宣泄方式,承认自己有让自己为难之处。你所说的力量,善或者好,其实不是我写的时候的目标,是我自己在不得不写的过程中拱出来的。只有这样,你才能得到安宁。

  新京报:做新闻调查,追逐真相,是一个艰难的旅程,你是否有过内心坍塌的时候?你似乎很少把内心的无力与崩溃,幽怨与愤懑诉诸笔端,是什么支撑你一路走下来?

  柴静:我没有大家想得那么坚强吧。你看我写“山西”那一章的时候,我是在书稿截止之前加了最后一段,就是关于石榴那一段。(《看见》P132)那应该就是一次崩溃。我写那棵石榴树被砍倒之后,我在电话里冲着我爸又哭又喊,那是我成年后第一次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向我的家人宣泄自己的压抑,那就是一次崩溃。有些东西是无可安慰的,你只能选择写还是不写。

  (下转B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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