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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柴静 写作对我而言,是一种交付(2)

2013年01月05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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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B03版)

  我只对我自己负责。我的书想说的也是,人应该把重心建立在自己的内部,眼睛向内观看。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老天给你的时间,就那么多。

  “写作者是被人解读的”

  新京报:荣格说,一个人不是凭想象光明来觉悟的,而是意识到黑暗,或使黑暗化作意识。就是说,面对黑暗与阴影,面对自身的“恶”,尤其重要。我们可能在你的文字里读到的更多的是关于光明的觉悟,比如你对人性的宽容、对平等正义的理解、对独立自由的辨析,关于你自己人性的剖析可能不是那么多,你是否有意选择在文字层面呈现一个不断完善的自我,而不是一个不断与自身黑暗斗争的自我?

  柴静:这是一个最终的结果,就是说,这可能是读者对这本书的解读,我写的时候,有过一次跟六哥(老六)的交谈,当时很意外。因为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是想写人的,写他人,写我的报道,并没有自觉,是要写自己,除了写“不要问我为何如此眷恋”那一章。因为我觉得自己的身份是记者,尽量不要写自己。但他看完初稿后,跟我说,好的写作者,比如何伟写《寻路中国》,何伟从来没有想过写他自己,可是通过他写他人,却看到了他赋予每一个人以尊严。其实,写作者是不自觉的,或者不自知的。是被解读的。

  新京报:公共理性,比如平等、公正、正义,可以放在公开的言论平台去讨论与诠释,私人理念,比如爱、善意、自由等,其表达的方式与途径,都是私人的选择。你在写《看见》的时候,是否有一些表达上的倾向?愿意让更多属于公共理性的东西,浮现在字里行间?或者说,对邀请别人进入自己的世界,有一定的顾忌?

  柴静:可能正相反吧。我跟牟森有过一次信件往来,大概是我写了三四章的时候给他看了,他不太满意,给我回了一封信说,说你这不像新闻记者的写作,我认为一个记者应该有写史诗的雄心。你问的这个问题,若是要回答的话,我会再次提到我写作的初衷,本来就不是为了公众写的,但在写的过程中,会意识到你是写给一个个具体的人看的,这些人未必是学新闻的人,是最普通的人,所以,我的书,其实很个人,没有借鉴,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写作方式,我看过国外同行的写作,但最后写出来的,是按自己的方式写的,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我的书,不同的章节,是在不同的状态下写的,写“非典”或“地震”,“眷恋”或“陈虻”,都是有各自不同的心态。唯一相同的是,真实地写,孤注一掷,投入其中。

  写作对我而言,是一种交付,很不容易,会触及你内心深处的东西,我没有从概念出发来谈论。如果在写作之始,去想我要说什么,我是不知道的。书的序言,也是我书稿全部交稿后,在去国外的飞机上写的,因为大家都说不写序言,太违反常规,所以,我是在飞机上写,那我到底写的是什么呀。有朋友曾经跟我说,写一本书,你必须用一句话来说明,而且,只用一句话就说明。其实在此之前,我是泥沙俱下地写的,写序的时候,才理解自己写了什么。

  “我没有以完整自我为出发点”

  新京报:你曾向钱刚老师反思自己,说自己只读过言情小说,离专业新闻所要求的知识素养有一定距离。那么,你是否会有意去为自己补充营养?有意识地去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与视野?

  柴静:我没有以完整自我为出发点,去阅读,那样的话,也太功利了,也做不到。我是带着我的困惑阅读的,就是碰到什么事情,困而求知。我这几年的阅读,也都体现在我的博客里面,我写顾准的时候,写了八九千字吧,不是为了发表,而是要把不得不说的东西,表达出来。阅读本身没有什么目的,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困惑,为了解除困惑,就会去阅读。在这个过程中更新自己。

  新京报:在一个社会文化秩序不够完善的社会里,你若是择善固执,想有所坚守有所为,就会与你所在的环境的秩序与规则发生冲突。有没有人给你示范,此种情境下该如何行事?

  柴静:我只对我自己负责。我的书想说的也是,人应该把重心建立在自己的内部,眼睛向内观看。就像同样的历史时期内,苏联会有阿赫玛托娃,而我们为什么只有《艳阳天》。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老天给你的时间,就那么多。

  我敬佩的是钱刚,认识他那么多年,没有听到他一句抱怨与牢骚,他永远保持关切,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对我而言,是一个示范。我觉得,人对自己的社会共同体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去创造。

  新京报:你描写陈虻的状态:他活着,就像一片紧紧卷着的叶子要使尽全部力气挣开一样,不是为了得到什么,也不是要取悦谁,他要完成。那么,如果让你描述自己的生存状态,你会如何描述?

  柴静:我们在这一点上有一些相似。

  【记者手记】

  “柴静”纵横

  我早到了一个半小时,柴静迟到了半个小时。在这两个小时中,我又修改了一遍采访提纲,翻了一遍她的新书《看见》。

  柴静的文字,有一种力量,一种有温度又有黏度的力量,情境感极强,读者可疾速进入感同身受的状态,抒情与说理,皆是内敛而轻柔的,大多指向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夹杂着探索人性的热情,关照着那些为怜悯所涵纳的不安、恐惧与绝望。

  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她在不断地向自己发问,不断质疑,故而字里行间带有脆弱迷人的气质,与此同时,又因这种发问与质疑的持续性,这些文字拥有一种韧劲,糅合着作者的执拗与激情。

  但我猜,受过严格的逻辑训练的人,会对这样的文字产生些许不适,因为其中经常使用的,恰恰是“我的答案就是没有答案”这种的悖论式表达,而其思考的探究,也常止于最易达成共识的界面上,诸如:过程是有价值的;人性是复杂的;认识自我是艰难的;内心要独立等。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不同时代的不同思考者那里,你都能找到相类似的句子,以及更精致的论证过程。

  不可否认的是,生活中充满悖论,而人性中有些东西,确是亘古未变,悖论式的表达附以轻灵的诗意,足以长驱直入至人的内心,击中人们内心的真实,让很多人无力还击。而所有这一切为一个记者造成的麻烦在于,你若要尊重理解对方,你便无可置疑,就像你无法问一个诗人,为何“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除非你能成功地获得进入对方内心的门票,细观其思考运思的过程。

  柴静说,我的理想是不断完善自我。这话对我而言,是一个诱惑,它有那么一点意思,招呼着我去探看她的内心,煽动我去描绘她精神成长的轨迹。如果她愿意交付自我,这个过程就是一次深度对话,而任何一个人,无论他的世界多么小,总还是超出了单纯的他自身,而渗透了他所在的时代、环境和当前可见世界的精神的。如果她拒绝,这将是一场不可原谅的冒犯,人不可度量他人的内心。

  在我对这次采访疑虑重重时,柴静出现了。她在我对面坐下,掐掉手中的电话,对对方说,“我要开始工作了”。柴静比我想象得要瘦得多,眼神交错时,她给我一个标志性的温婉沉静的微笑,眼睛明亮,有血丝。采访前一天,她在西单图书大厦签售新书《看见》,几千名读者排队几个小时,只为自己所拥有的《看见》一书扉页上有柴静手书的“柴静”二字。她对每一位上前签名的读者微笑着说谢谢。

  《看见》一书首印50万册,上市几天即大量加印,这些都被各大媒体作为新闻点加以报道。很难估量这个瘦弱文静的女子所拥有的话语影响力。她的话,现在经常会出现在一些营销微博账号上,用做“晚安”贴,她在文章里引用的他人的话,也常被当做是柴静之言加以引用,可见一斑。

  然而,当我问到如此庞大的印数是否含有对自身写作的价值判断时,她的回答是,书写完了,就与作者没有关系了。这是一个标准的文艺理论范畴的解答,一个作品,自其诞生起便拥有自己的生命,与作者无关。

  若是放在文化观察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一部作品的流行,必是契合了特定的社会文化需求,与当前人们的日常生存需要与经验相关。探寻柴静何以流行,对我而言是另一个诱惑,但她要尊重作品自身的生命,便关闭了为我提供相关答案的门径。这是我在采访之外需要完成的事。

  因为担心自己判断有所偏颇,我在此前请身边几位长者评价柴静,其中一位要我仔细想想价值坐标,判断一个人一本书的价值,需区分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关于前者,千百年来,经典就那么几本,关于后者,得先衡量一下当下社会的文明底线。他也提醒我,你没有权利要求他人符合你的价值理念。

  如你所见,纵向,柴静的成长,横向,柴静的流行,是这次采访的内在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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