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自由的内与外

　　1948年9月4日，在国民政府风雨飘摇之际，胡适在北平广播电台上发表演说《自由主义》，痛责国人不懂自由主义之真谛。他说：“中国古人太看重‘自己’，‘自然’的‘自’字，所以往往看轻外面的拘束力量，故意回向自己内心去求安慰，求自由。”他还说：“我们现在讲的‘自由’，不是那种内心境界，我们现在说的‘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缚的权利。”胡适认为“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外部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

　　胡适这段话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十年后以赛亚·伯林在其名篇《两种自由概念》中所指出的，强调意志自由往往会导致一种“退居内心的城堡”的思维倾向，即“通过放弃上路来克服路上的障碍”。一个典型的画面，就是一个思想犯被关在监狱中，却仍然宣称自己是自由的，因为精神是自由的，身体被拘禁丝毫无损于自由。这固然是可敬的精神，但是对于免于外界干涉的消极自由的拓展不仅毫无助益，反而易于造成一种自欺欺人的自由的幻象。伯林批评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酸葡萄心理而已：我没有把握得到的东西，就不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

　　一场关于自由的论战

　　胡适对国人太重视“内心自由”而忽视“外部自由”的这种判断，直接开启了以张佛泉、殷海光为代表的台湾自由主义思想家与徐复观为代表的新儒家之间旷日持久的论战。张佛泉1954年出版的《自由与人权》一书迄今仍被视为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唯一经典。该书最为重要的贡献即是以系统的政治哲学论述，严格区分了外部自由和内心自由，认为自由主义追求的自由只能是有法制保障的外在的外部自由，也即“人权清单”上明确列举的个人权利，而不是所谓的“意志自由”“内心自由”。他说：“一个狱吏将我收入监中，实永无法与我自己克制一个欲念相比。”这句话与伯林的说法若合符节。

　　无论是张佛泉还是伯林对自由概念的分疏，在二战后的台湾和大陆思想界都有深远的影响。殷海光曾自承深受张佛泉这种观念的启发，其他有此感喟者更大有人在。1986年，殷海光高足林毓生先生在大陆出版《中国意识的危机》中译本（原为1970年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批评五四知识分子“全盘反传统主义”的背后的思维方式，正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其根源在于把政治和文化看作是一元的整体，思想文化具有更高的优先性，思想变革是彻底解决政治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我的粗浅理解，林先生的论旨，与前述胡适、张佛泉、殷海光的观念是内在相关的。

　　林先生的弟子杨贞德女士的新著《转向自我——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上的个人》也是承接这个思想脉络发展而来的。该书借梁启超、胡适、陈独秀、梁漱溟的个案研究指出，由于认定思想文化是决定政治和社会性质的基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相信根本的变革之道是从个人着手，以人心为诉求对象，以自我改造为最有效、最可靠的改革途径，从而忽视了经由法律、制度或经济力所带动的改革。

　　“改造自我”的历史脉络

　　梁启超先生曾谓：“故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先言道德上之独立，乃能言形势上之独立。”他还说：“自由云者，正使人知其本性，而不受钳制于他人……言自由者无他，不过使之得全其为人之资格而已。”从国家政治推到个人修身，与传统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方向虽正相反，路径却别无二致。梁任公在《新民说》中说：“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沌，而国犹能立者……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众所周知的是，任公《新民说》在近代中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胡适就自承受了梁启超无穷的恩惠。

　　根据杨贞德女士的研究，胡适“一方面否定儒家政治秩序，另一方面却在考量政治问题时，仍然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特别注重个人的识见和自我要求”。即使在评论美国政治的时候，他也认为：“凡服官行政之人，必先求内行无丝毫苟且，然后可以服人，可以锄奸去暴。”这与传统儒学框架中的圣君贤相，垂范天下的政治理想的确十分相似。胡适曾声称“改良政治要先从思想文艺下手”，意即要离开肮脏的政治，从根本上改良政治；但是在1921年又主张“好政府主义”，积极支持“好人内阁”。无论是否支持文人从政，背后都是一贯的思维，即清明有为的政治必须以忠良秀异者为必备前提。

　　如果说传统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主要着眼于少数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道德修养，那么现代中国新版的“内圣外王之道”则推向了所有的国民。陈独秀曾谓：“一国非民智大开，民权牢固，国基总不能大安。徒只望君名臣良，那明君良臣活着的时候，国家还可以勉强安宁。明君良臣一去，便是人亡政熄，国家仍旧要衰败下来。”简而言之，国家的长治久安不能寄望于圣君贤相，而应寄望于全体国民。

　　这种观念是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起点。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从严复的开明智，到梁启超的新民说，到鲁迅等人的国民性批判，再到延安时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直至后来的思想改造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无不意在从个人的道德修养入手改造政治和社会。诚如林毓生、杨贞德等学者所言，这种思想路径不仅会遮蔽非人格化的、外在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而且也比较容易导致思想统治的恶果。

　　社会制度与个人道德

　　我建议再结合殷海光先生的另一学生张灏教授的名篇《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来阅读。张灏教授认为，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中，对人性的幽暗面有更为清醒的认识，他们相信人有根深蒂固的罪性、堕落性。这种思想预设对西方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他们不太容易产生对“圣王”和“清官”的期待，同时因为对“防恶”的关注而更为重视客观的制度建设，分权制衡的宪政架构即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晚近自由主义学人对于内心自由说、道德修养说、新儒家“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等观念有高度警惕乃至反感。此种心迹，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直至今日的自由主义者与新儒家论辩中，昭昭可见。许多自由主义者指责新儒家是“玄学鬼”，指责他们以内心自由、道德自由遮蔽甚至取消了外部自由。

　　如果我们后退一步，暂时放下伯林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论，暂时撇开张佛泉的内心自由与外部自由的区分，重新去检视新儒家诸子讲内心自由、道德主体性的理由，也许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不仅无意于以内心自由和道德自主去遮蔽或取消外在自由和外部自由，念兹在兹的实则是要把民主政治秩序奠定在一个坚实的道德基础之上，他们希望在接受西方的民主、自由、宪政这样一套制度框架的同时，不放弃传统儒学强调的道德自主性。

　　当代自由主义者因为对价值一元主义的高度警惕、对个人选择自由的坚定捍卫，使他们宁愿选择容纳性更大，因而道德预设更少的程序性的自由主义，罗尔斯式的外部自由主义就是其中典型；而现代新儒家所主张的政治秩序带有更多的道德预设，有点类似于整全性自由主义或共和主义。在当代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的批评下，程序性的外部自由主义的一些缺点已广为人知，尤其是对于道德秩序和心灵秩序的回应相当无力，纯粹交由每个假定成熟而理性的个体自由选择，多少有点因噎废食的嫌疑。如果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多少能卸下一些历史的重负，真正正视新儒家的理由，尽管并不一定会认可新儒家设想的政治秩序，但诚恳的对话和辩难恐怕是寻求共识的唯一起点。□张洪彬（思想史博士）

　　【相关阅读】

　　《自由及其背叛》

　　作者：以赛亚·柏林

　　版本：译林出版社2011年3月

　　定价：25.00元

　　本书为以赛亚·伯林1952年在BBC所做的系列讲演。他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出发，讨论了近代著名思想家爱尔维修、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和迈斯特等人对自由以及人类历史的看法。在伯林看来，这些思想家都对人类的自由持肯定态度，但他们对自由的理解，却导致了反自由的历史后果。

　　《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

　　作者：张灏

　　版本：新星出版社2006年1月

　　定价：25.00元

　　张灏提出，中国传统的政治理想期盼道德成就卓越者担任领袖，意味着政治领袖不但应该管理政治事务，而且要作精神导师。儒学始终未放弃人能成圣成贤的信念，认为政治权力可由内在德行的培养去驯化。传统儒者虽表现出极高的“抗议精神与批判意识”，但并未能将此精神与意识转为客观制度的构想。

　　《自由与权利：宪政的中国言说》

　　作者：张佛泉

　　版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

　　定价：65.00元

　　为政治学与法学耆宿张佛泉有关宪政与民主、自由与人权等问题之论著汇集。收录张佛泉关于民族主义、行宪守法与国族建设诸方面问题的时评，以及关于“自由与人权”的经典言说，缕析自由概念在宪法乃至宪政上的重要地位，擘划邦国秩序，规制基本人权，阐明“自由之确凿意义——诸权利即诸自由”之意。

　　《自由哲学与中国圣学》

　　作者：周德伟

　　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5月

　　定价：25.00元

　　周德伟是哈耶克的亲传弟子，他自觉地以中国圣学为其思想与实践之本。本书所收录的文章中，有西方自由哲学、法治思想、功效哲学与中国儒学的深度对话与讨论。在中国百年来知识界全面反传统气氛下，作者坚定地从中国文化道统立场去融会贯通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及其复杂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