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皓峰的文与武(2)

　　（上接B12版）

　　关于新作 重拾中国文化的史诗传统

　　新京报：《一代宗师》1月8日上映，很多人对这片子有期待不单是因为王家卫，还有这片子的“民国武林精神”。

　　徐皓峰：《一代宗师》这么受关注，不单因为王家卫和明星。我觉得这个时代中国观众的心里最缺的是一件正经事。二十年一直在说商业化，谁也没认真研究过——过去电影史上最卖座的都是史诗电影。《一代宗师》就重拾了史诗传统。讲了一个北方武行企图自强的故事，与民族情感和思维方式相连。王家卫一直是文艺片导演，但他拍史诗求实在，这点特别难得。我做编剧和武术顾问，但并不真打，和他讲的都是民国武林真实的情况，根据真实的史料和老先生的口传，那个年代的人怎么办事儿的，他们的气质和行为特征，门派和招式的出处等。

　　新京报：你刚写作的新小说《武士会》也秉承了这种观念吗？

　　徐皓峰：小说《武士会》可以说是《一代宗师》的前传，王家卫为了做这个片子，用三年时间全国遍访民间武林人士，发现了一个大的历史背景——清朝灭亡的1912年，北方的武林人士企图建立中国的武士道，整个北方武林被统一，底层武人企图成为社会的名流，以改变社会的性质，核心机构就叫中华武士会。过去经历的几次武术高潮都是起哄，李小龙热，少林寺热，热潮过了就过了。当时却不一样，一代宗师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里的群像，他们有深远抱负，企图改变民族性格和生活方式。可惜他们传到三代就没了，《一代宗师》写的就是中华武士会的第三代人的何去何从，他们和南方的叶问有交集，后来叶问去了南方也延续了中华武士道的精神。小说《武士会》写的是中华武士会的第一代人。

　　关于创作 我创作的是武行电影

　　新京报：你从《逝去的武林》开始写作了5本书，还导演了两部风格独特的武术电影。这些年你一直在做武林和武人，你认可“硬派武侠”接脉者这个说法吗？

　　徐皓峰：我写的不是武侠小说，武侠近半个世纪以来，不属于大陆属于港台。从技法到理念，我不在这个体系里。我的《倭寇的踪迹》、《箭士柳白猿》是武行电影，《一代宗师》也是武行电影，我写的小说是武行小说。我看重的不是浪漫的侠文化心理诉求，而是武术作为一个行业的真实形态和尊严。在清末民国，确实有武行和梨园行角行，他们中间还有不少成了社会名流。中国的文艺传统是文史不分家，我通过整理大量武林和武人的口述历史，完全改变了小说的质感和写作方法。这些作品都力求达到文史合一的高度，并没有太多浪漫化的想象。我觉得中国武术是有道的，这种道深深扎根在我们的文化里。

　　新京报：怎么理解这种武行电影？所谓的中华武士道又是什么？

　　徐皓峰：中国传统社会里，人是以自己职业为荣的，行业是有尊严的。现在人把行业给妖魔化了，拍电影要表现真正中国人的境界，必须要有行当作为载体。所谓武行，必须以城市为基础，他们不同于民间的游侠和匪帮，是有固定职业生活的人，武馆，镖局。他们对于维护城市的稳定有很大贡献。而他们中间的佼佼者，也是城市精神的代表。

　　我写的小说和剧本，会写出具体行业的人际关系和运作规则，比如中华武士会从做生意的商会变为保证行业利益的武会，后来又去思考民族存亡和社会结构问题，后来才升华成了武士会。在那个时代，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都在否认传统文化，中医被人瞧不起，别的技艺都不如外国。所以武术是中国人保留传统的最后底线，底层武人成为传统的重要符号。中国武士道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是修身处世之道。士的要求是文武双全。再深层说，武德最根本是流传数千年的周王礼教。我们要把武人“士”的风骨表现出来，这就是电影《一代宗师》和小说《武士会》的精神。

　　关于文武之道 身心合一 从意到道

　　新京报：这几年你在武侠创作界颇受瞩目，因为你始终有个一以贯之的核，你的新片《箭士柳白猿》讲的是中国古老的箭道，虽然换了一种兵器，讲的还是一个理。

　　徐皓峰：你注意到了这一点，在中国文化里，射箭、书法和古琴，都是身心合一的。精神层面上也常用弓箭的力学原理去比喻人性，比如要中正平和，射法要不偏不倚，秉持中庸之道。这个片子的宣传叫冷兵器的觉醒，用传统招式去刺杀一个人，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一战后，枪和箭都被时代抛弃，这是对一个逝去传统的祭奠，片中比武本质是仪式。而我对于男女情感的表达，都设计在打戏里，你在我的《倭寇的踪迹》里也可以看到，练武的人都是简朴的，没那么多话，直接就身体语言了，打是挑战，是切磋，是沟通，也是说服。

　　新京报：我印象深刻的还有绿妖对《刀与星辰》的评论，说你的创作具有真正的东方气质，贯穿的是东方的文化符号和文化精神。

　　徐皓峰：一百年来我们都是拿外国的理论来评价中国的文化现象，《刀与星辰》用的是中国式思维，有中国式的文化典故和审美，周汝昌有句话，曹雪芹是个伟大的电影导演，因为红楼梦有些方法是用蒙太奇。我拿绘画的原理和文法原理来评价中国电影甚至外国电影剧作，其实不是自成一家。中国是个求道的民族，不管是研究书意、画意，都要从意上升到道，中国的文艺是相通的，意之间是相互交融评判的，金圣叹的点评里就有绘画思维。拿评论音乐、绘画和诗的方法形成显著的文艺理论是从明末的董其昌开始的。

　　【徐皓峰说】

　　自评作品

　　《逝去的武林》严格说来是武林人士的口述历史整理；《大日坛城》讲的是密宗。《道士下山》说的是民间的武艺和佛理。《国术馆》说的是民间的奇怪家族传说和武技。《刀与星辰》是一本集中体现了我自己的价值观的影评。我写了很多年纯文学的中篇，个人认为自己对于传统小说意义的成就在中篇，虽然大众看不到。王小波曾有个判断，到了21世纪，长篇小说时代已经过去了，小说艺术的精髓已经转到了中篇小说。两小时看完的中篇，更能集中体现小说的艺术感。现代生活凌乱，长篇小说阅读很容易被打断。我的长篇在建立小说情节体系之外，还建立了一套知识体系，可以看成对小说艺术的突破。法国的雨果就是这种作家，他的《巴黎圣母院》除了故事外，还有超过现存文献的大量社会调查，非常完备。

　　说胡金铨

　　（很多人说他是大陆的胡金铨）

　　我和胡金铨虽然气质接近，但我知道他是大师，我不是。看到他的东西会觉得亲切。这种亲切感对别的武侠导演没有，顶多是钦佩。我和他的武打形态不一样。他是武术和京剧的融合，我是北方武行的观念，未经京剧过滤。创作方法和文化传承上有相似之处，他也研习诗和史的传统，叙事超越了好莱坞通俗剧作的方法，是诗歌散文写意的方法，可以置换剧作的啰嗦。他是在香港拍的台湾导演，但文化根基和我一样——是京派文人，一辈子拍的都是京腔，充满了京派风情，比如他的《空山林语》，官员们说的都是京片子。他也是个有考据精神的导演，拍电影考证出了明代锦衣卫的服饰。

　　说王家卫

　　（采访间隙他时不时和王家卫通短信）

　　现在他还在剪片室里呢。你别看他戴个墨镜，看上去挺时髦的，平时观念也挺前卫的。实际上他这个人特别和自己死磕。苦行僧似的，认死理儿，最近封闭式剪片他就抬个床住进去，吃住都在里面，好多天都不出来。他是一个法国式的知识分子，不光是文艺，脑子里都是哲学思维，爱琢磨。所以他磕出来的东西，一个片子三四年，但大家伸长了脖子，都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