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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而知新

——《〈独立评论〉文选》的意义

2013年01月05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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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文选》
谢泳 编
版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11月版
定价:69.80元
《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
《看见》柴静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独立评论》时期胡适政治思想研究 高志勇 南开大学出版社
《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 张太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言人人殊、殊途同归——《独立评论》的现代化思想 黄波鳞 上海三联出版

  《独立评论》是1932年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创办的一份刊物,算起来,距今已有八十年的历史了。大浪淘沙,如今,那个时代的许多刊物鲜有人再提及了,但《独立评论》却是一个例外,我手边就有三本近几年出版的以《独立评论》为研究对象写就的学术著作。我们不禁要问:当今这个时代,人们念念不忘的为什么是《独立评论》而不是其他刊物?

  在我看来,《独立评论》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源于这份刊物的编辑宗旨与所编辑的内容。

  与其争“自由”,不如争“独立”

  关于《独立评论》的宗旨,主编胡适曾说:“我们叫这个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1946年双十节,作为校长的胡适在北大发表演讲,向学生阐明这种“独立精神”,希望学生与其争“自由”,不如争“独立”。乍听难免让人错愕,但接着他解释说:“为什么我要你们‘独立’而不说是‘自由’呢?要知道,自由是对外面的束缚而言,不受外面势力的阻碍与压迫,这一向正是北大的精神。而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不能独立,仍然是做奴才。我是说,要不盲从,不受欺骗,不用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用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用别人的头脑当自己的头脑。我提倡你们应有走独立的路的工具。学校当然要给你们以自由,但是学校不能给你们独立,这是你们自己的事。”

  在胡适看来,争自由是解除外在的束缚,在这种争自由的过程中,许多政治势力杂陈其间,而纯洁的青年学生为了一种想象的自由,牺牲自己的独立加入这场斗争中,即使能够争取到自由,这种自由也是一种假自由。因此,没有独立做基础,自由就是镜花水月。与其责人,不如省己,自由主义是反求诸己的。而青年人如果没有独立精神,就会被人牵着鼻子走,自然也就免不了被奴役的命运。

  胡适对独立精神的阐发,在我们这个时代遇到了不少知己,央视主持人柴静在刚出版的新书《看见》之《我只是讨厌屈服》一文中就曾对这种独立精神进行了重新的审视与思考。毫无疑问,胡适对独立的阐释对柴静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各种“主义”与具体问题

  《独立评论》的编辑宗旨是独立精神,而其编辑内容则反映出胡适的问题意识。

  在当时,知识界时髦的话题之一就是谈论形形色色的主义,不少人认为拯救中国的方式在于打倒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甚至打倒资本主义。对此,胡适呼吁人们“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胡适看来,中国当时真正面临的问题则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胡适形象地将这五大问题称之为“五鬼闹中原”。

  从问题出发,乃是胡适编《独立评论》的着力点与出发点。因此,当许多刊物都在谈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主义的时候,《独立评论》中提到的则是如何解决民国的党化教育的问题,如何解决农民的贫穷问题,如何使民国从独裁走向民主的问题。

  八十年过去了,回头一看,当时喧嚣一时的各种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早已不成问题,而胡适等人在《独立评论》中提醒人们要注意并解决的一些问题,却依然制约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

  “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比如,关于民主与宪政的问题。2012年寇延丁、袁天鹏出版了《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这本书力图通过在中国乡村传播并践行罗伯特议事规则,进而推动中国的乡村民主,通过在乡村践行基层民主,进而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民主路线。

  这本书引起了媒体的广泛赞美与读书界的一致好评。在这些赞美声中,很少有人讨论从农村实践民主宪政这条路是否行得通的问题。

  其实,早在八十年前,《独立评论》作者群,就曾对此有过清醒而系统的论述。张佛泉在《我们要怎样开始宪政》一文中曾明确写道:“从地方自治,县自治,其尤甚者乡村自治,起始的宪政,也是错误的发端……我们以为宪政应从城市中受过新式教育训练的人起始……有的抛弃了占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到乡下去从发动老百姓做起,美其名曰自下而上,因之亦以为是最彻底的改革,可谓不通已极。”

  在张佛泉所在的那个时代,关于民主宪政的认知有两大误区。第一个大误区是民主与人民素质的问题。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当局以人民素质低下为理由,拒绝立即实施民主宪政,而是主张训政。

  对此,胡适在《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中明确写道:“宪政是一种政治生活的习惯,唯一的学习方法就是实地参加这种生活。宪政的学习方法就是实行宪政,民治的训练就是实行民治,就如同学游泳必须下水,学网球必须上场一样。”

  第二个误区则认为中国要实施民主宪政,当以农村为起点,通过乡村民主实验的推广,自下而上地实现民主。这种论调的代表人物是梁漱溟,他的乡村自治理论就包含这方面的内容。

  对于梁漱溟的这种主张,张佛泉明确表示反对,在张佛泉看来,民主宪政的实施固然不能以人民素质低下为借口,但民众素质的高低却可以影响民主的质量。一般而言,民众的素质越高,民主的质量才越可靠,基于这样的理由,张佛泉主张实施民主宪政应先从城市入手,应从聚集知识分子的大学校园入手。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张佛泉的这种观点,胡适、陈之迈、张奚若、萧公权等人是完全赞同的,可以说,在《独立评论》作者群内部,“实施民主宪政应从城市开始”这一观点已基本达成共识。或许正是有实施民主宪政应从城市开始的信念,1947年,以胡适、张佛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才会成立平津市民治促进会,通过组织团体来促进民主宪政在中国的实现。

  并未过时的先贤思考

  也许正是因为胡适等人在当时提出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过时,才引起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去重新审视这份刊物。从先贤那里,或许可以为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难题提供思想上的灵感与方法。

  其实,已经有学者从《独立评论》中汲取了思想的灵感,最突出的莫过于熊培云《一个乡村里的中国》的写作。这本书中有一个引子式的灵魂人物董时进。作者曾表示,正是董时进发表在《独立评论》的所思所想激发了自己的思想灵感,促使自己写出了这本书。

  《〈独立评论〉文选》所选文章多是些“文章本身有价值而不为人注意”的,正如编者所说,“这些旧文章要能读出新感觉来”,也许,这就是《〈独立评论〉文选》的意义所在吧。

  □林建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