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 退一步，天地宽广

　　前不久，中国改革史研究者，晚清史专家雪珥的《帝国政改》（原名《绝版恭亲王》）由博集天卷公司策划，线装书局出版。刚过去的2012年，对于此前经商多年的雪珥来讲，是游历和交流的一年。他先去了美国，下半年大半时间在中国到处游览和演讲、交流。而他对于晚清改革的研究，也得到了各界读者和听众的赞许。他对中国改革史的研究独树一帜，颇受听众欢迎。去年10月底，他应邀去成都讲座，在保路运动爆发的地方披露了保路运动真相：川汉铁路公司的既得利益者离间官民，欺骗和盗用民意。最后，革命党人动员哥老会，导致事情越闹越大，局面无法收拾。这些新的观点和说法，让成都的听众颇感新鲜和震惊。

　　趁着雪珥在京驻留的空隙，新京报记者采访了雪珥，在我们的采访中，他追溯了自己颇具传奇色彩的经历，以及研究历史的缘起和方法。

　　雪珥的名片很独特：一面的名字是雪珥，字样是“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另一面的名字是本名蒋文胜，头衔是“澳大利亚太平绅士”，另有“中华能源基金会顾问”“京华财经智库顾问”以及“同明德国学馆顾问”等字样。

　　与当下公务员考试异常火爆的现实相反，雪珥选择的是从体制内渐次远离。从机关干部到挂职办报，从停薪留职经商到移民国外，他已经从共青团浙江省委的机关干部，变成了海外华人。

　　而他广为公众所知，则始于他2006年开始的历史写作。如果仅仅以此而论，他在官场和商场的经历，实际上是为其后来的历史写作及分析方法，做好了颇具说服力的铺垫。

　　进机关

　　理想主义的初生牛犊

　　1991年，21岁的雪珥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毕业时，拿着法学学士的学位被分配到浙江省团委机关工作。

　　他曾挂职在镇里面抓计算生育，半夜三更抓怀孕的妇女去打胎，去农民家里征粮征款，打击非法宗教……

　　这段经历，后来对于他历史研究方法中的“权衡”颇有助益，他对微博上一些知识分子改变计划生育政策的呼声持明显的反对意见：

　　“中国要不要控制人口？大多数人还是对此不反对的。少部分人认为中国不需要控制人口，资源是没有问题的。这个理论至少我接受不了。在现有的资源消耗模式之下，不控制人口，我认为是做不到的。如果赞成控制人口，你的手段是什么？能奏效吗？明天就让你管这个事情，你会怎么办？”

　　邓小平南巡之前，雪珥去温州调查的时候，地方政府的官员们，从县干部到乡干部口径一致，温州不存在很多的私营经济，一大半都是集体经济。

　　雪珥去蹲点的时候，妇女主任家里也搞加工厂，说是集体的，嫁女儿就是一栋楼，雪珥说，你们的集体分红挺好的。

　　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以前看到的都变成了私营经济。“企业没有什么变化，关键的是官员的说法变了。说大了，这是地方干部为了发展地方经济；更确切地说，这是地方官员的自我保护，为了使他自己安全，少惹事。”

　　对于邓小平南巡前后的剧变，雪珥深有感触：前半年还在说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突然转向要大搞经济，而且每一个机关都要搞实体。

　　共青团机关投了四个县的支柱产业，其中之一是嘉兴的香米。

　　浙江推行学日本，搞“一村一品”，借着考察的机会，雪珥走遍了浙江的每一个县——这为他写财经评论做了直接的积累和铺垫。

　　工作的同时，雪珥勤于笔耕，他在《浙江日报》上开了专栏，每周一篇青年话题。他也做了一些青少年教育的笔译。

　　当时，他的工资是每月76元，可每月稿费是100多。小平南巡之后，他在机关里面第一个配上了BB机的，花了1500块钱一个。由于一天只发30个号，他还通过杭州市电信局局长批条子走了后门。

　　办报纸

　　从小媳妇熬成婆

　　1993年，团机关报跟香港合资办报，机关要加强管理，因为比较能写，1994年年初，雪珥受命而去，就任总编办主任和新闻部主任。

　　由于雪珥是机关里派去的唯一一名干部，新单位谁都敬着他。以前他都是跟班，拎个包跟在领导后面。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他和地方的小干部一样，坐在副驾驶位上。

　　他使用的那辆车挂着军牌。司机是一个军人，比雪珥还大一岁。第一次坐那辆车的时候，过钱塘江大桥的时候，哨兵向他们敬礼。年少轻狂的雪珥感觉好极了，到了江的那头后让司机掉过头来，再来一遍，哨兵再次敬礼。

　　此前在机关里，雪珥年纪轻，比较“冒”，性格比较张扬，大会小会受领导们表扬，因此被同事们记恨。他听到过有人在背后议论自己：这小子狂妄，来了两个月，坐了8回飞机（跟着领导），我们干了8年，连飞机的毛都没有见过。

　　到报社以后，机关里面曾经不喜欢他的人，突然就变得无比喜欢，因为离开了就不存在竞争关系了。雪珥跟同事们讲，我一定不回来了，我就挂职挂下去了。有人甚至对雪珥说，你看谁不顺眼，我帮你在这边清理门户。

　　而这一切可能就是因为他掌握了一些资源，报刊版面，职位，进杭州的指标……谁家小孩毕业了，得通通关系，很现实。

　　对雪珥来讲，工资翻了三十几倍，同时享受机关和外企的待遇，并且可以拿着记者证享受先上火车再补票的特权，也是不错的选择。

　　在报社头两年，雪珥干得很上心，他还自己写社论。雪珥回忆说，“我经常跟宣传部门的主管领导拍桌子，甚至狂妄地对他们说，我是正宗学马列的，你别跟我谈马列，你谈不过我。但是，我跟他们关系很好，我搞来的福利都给这些老头儿送一份，他们还都帮我说话，在关键时刻挺我。”

　　即便如此，时间一长，雪珥还是觉得制约太多，也懒得跟领导们争了。

　　1994年到1995年，浙江民营企业的二次创业，很多企业看中了他的灵活和关系，都请他当顾问。

　　而雪珥也成了国内第一批财经专栏作家。他在《杭州日报》上开一个杭州专栏。我的“闻声”专栏，底下有一个像螃蟹一样爬的签名。和他一起开专栏的，还有吴晓波。

　　在涉猎经济领域的时候，很多企业跟地方党冲突，或者企业之间的冲突，或者司法上的冲突。雪珥帮一些企业出谋划策，打了至少十几场官司。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又自学法律，并于1996年通过了中国律师考试。次年，他甚至通过了报关员资格考试，并拿到证书。

　　做商人

　　下海后才知道深浅

　　做了机关干部，报社领导，熟悉财经和法律，多次成功帮人打赢官司，在党政、司法、工商、税务、宣传等部门有着广泛的人际关系……雪珥又不“安分”了。一个朋友给了他一点干股，请他去做企业。他“下海”了，从观察者和评说者变成了直接参与者。

　　一做企业，他就知道自己以前太不知天高地厚了，说起来头头是道的道理，在实际操作上不是那么回事。

　　他在上海做一家制药厂的总经理，土地，厂房，设备等备齐以后，账面上只剩3万块。而那套设备开始运转，投下去的第一批原料，就需要30万。

　　董事会就问雪珥要不要追加投资，他说自己硬是“忽悠”来了30万元的原料，那3万他不敢动，要留着给员工发工资。他晚上睡不着觉，跟他父亲差不多的年龄的“老大”说，你现在知道压力了吧。

　　在人际关系上，雪珥从甲方变成了乙方，一切又完全倒过来了。有一个中午，他安排了5个饭局，分别在不同的地方。他派了公司的五个中层陪酒，他自己再奔赴五个地方。

　　这时，他知道了做企业家的艰难。

　　他的文风就是在1997年改变的。他觉得自己以前写的都是扯淡的事情，感觉自己像骗子一样。

　　认认真真地做了一年生意，企业终于慢慢上了轨道。这一年，雪珥对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体会尤其多。

　　雪珥和妻子挣了一些钱，妻子准备去澳洲读书。此时，雪珥还保留着机关身份（以前一直停薪留职）。他认为，自己在这个体制下能够“混”得很好，但是，他年近三十，准备要孩子了，不知道自己的孩子能混成什么样。于是，他以50多万字的财经评论为证据，以中文财经专栏作家的身份，在1999年成功移民澳大利亚。

　　按照父母的说法，别人拼命往体制里面钻，雪珥拼命往外走，因为他得到容易，所以不珍惜。但是雪珥自己觉得，每往后退一步，感觉到天地宽广的时候，自己会更勇敢地追求，实现自己的抱负。

　　到澳大利亚后，雪珥进入一家做按揭债券的金融企业，任亚洲市场总监，手下有几十号员工。第一个礼拜上班，5点钟下班，5：01分电话响了，那个员工还在座位上没有走，但是不接。雪珥说。你怎么不接电话？员工说我下班了，对不起。

　　这让雪珥很震惊。如果是中国人，百分之百会接。由此，他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规范。

　　他把自己在中国的经验带到了国外。员工的生日会，一定是他亲自主持，这种感情投资效果还不错。他还组建了一支女子合唱团，用上班前15分钟和下班后15分钟，大家自愿抽出时间排练。在公司10周年的庆典上，合唱团唱了《澳大利亚是我的家园》，总领事馆的人对他开玩笑说，你这不是共青团吗？

　　在澳大利亚，雪珥所在的公司与澳洲首富凯瑞·帕克的公司产生了纠纷，闹上法庭。为此，雪珥和律师磨合了很久，最后以不多的成本与对方和解。

　　2001年，雪珥以老外的身份受邀回中国参加了国庆庆典，成为了少数几个参加统宴、侨宴，国宴的海外华人。

　　2003年，雪珥自己看中了项目，和几个朋友一块儿在上海做起了房地产。“非典”时期，他往北京跑了21次，和最高院的警卫都混熟了。在他看来，房地产开发是“纸醉金迷密集型行业”，每天眼中都是大资本的运作，要去考虑各种关系的“勾兑”，也很容易让人迷失。

　　五年之后，他抽身退出。随后，他把自己之前所有的生意交给同伴打理，准备环球旅行。

　　本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