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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洪 希望农民公民权进步成为现实

2013年01月10日 星期四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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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公民权研究》 (九州出版社,2012年9月)
张英洪,三农学者。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这本书】

  我三农研究的第三大步

  首先我写《农民公民权研究》这本书,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和积累。此前,我已经出了两本非常有影响的书,一个是《给农民以宪法关怀》,这是2003年出的,2007年又出了《农民权利论》,2011年又出版了《认真对待农民权利》。

  这四本书主要关注农民问题,让三农研究迈出了四大步。

  第一步,我就提出给农民宪法关怀,我有一个观念,必须在宪法层面上,把农民看成是公民。这种观念我十多年前就提出来了,这在三农研究界是开创性的。第二个大步,就是农民权利论。从横向看,农民应该享受哪些基本权利呢?我通过学习宪法,通过学习《国际人权公约》,发现农民应该有生命权、人身权、财产权三个权利,我就分析我们现在是怎么样,有什么差距。《农民权利论》也是全国第一部以《国际人权公约》系统研究农民问题的专著。第三步,就是农民公民权利。目前,我认为自己写得最好的一本书就是《农民公民权研究》。这本书从纵向上,分析了1949年到2009年来农民身份的演变逻辑。第四部,就是认真对待农民权利。

  我通过这一系列的研究,发现农民问题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第一,中国农民以前占有土地,搞了集体所有制以后,失去了土地产权。第二个,农民没有平等权利,农民跟市民相比不平等,因为市民有养老一类的福利,农民没有。

  所以,我的第四本书,就讲认真对待农民权利,我从二维分析框架,土地产权和平等权利这两个主要视角去考证城市化之后,农民这两个权利实现的状况。

  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农民的财产权,土地产权被剥夺了,宅基地被占,房屋被拆现象,我很想写一本关于农民财产权利的专著,增强所有人的权利意识,不保证权利,每个人都没有自由和尊严。

  【这一年】

  希望2012年成为转折点

  我觉得2012年是一个转折点。这本书是2008年写好的,我写书用了三年时间,但我是20年的积淀,这本书出版就遇到很多问题,出版这本书,我花了四年时间。因此,我觉得2012年是中国的一个希望的转折点。

  党的十八大以后,包括李庄案重新审理了,我认为这都是有利公民权发展的。这个因素看到一些公民权利往法制方面发展的一个好的气象,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明确提出要把宪政作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基本路径,这在以前是没有的。

  我觉得,社会风气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风气取决于领导,政治家的行为能够很大程度上决定社会风气的走向。这一个多月来,新一届领导人有很多好的风气,可能会引导中国社会往好的方面发展,这对国家、对中国公民权的发展都有好处。只有我们逐渐走向一个现代法治国家以后,才能真正解决农民的公民权问题。公民化必须有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光空喊不行,要落实在具体制度上。这一块任务很艰巨,但是方向应该是这样。

  【这一代】

  为百姓说真话的人受欢迎

  这个时代对我来说,可能是比较好的时代,好在哪里?我的研究是面对现实的,现实发生的一切,是我研究的对象。前不久,有些我以前的领导,看到我的文章以后,他直接跟我说,英洪,如果要是以前,你这个脑袋早就保不住了,这么敢讲真话。

  第二个方面,因为改革开放了,我看到很多的学术理论,各家的研究,我吸收他们的成果,才有了自己的研究。第三个,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一些人来推动它,因为如果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实现民主化,我们有公民权了,比如在美国等现代法治国家,都不需要了。所以,我们正好处在发挥自己价值的一个关键时期,我们期盼中国改革,这个时代能够成就我,造就我,也需要我这样的人的担当。所以我觉得温总理2011年4月在中央文史研究馆的一个讲话就很好,他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民族的希望所在。

  首先我自己是农民出身,我对农民很熟悉,改革以后才能有机会去写,我做这个研究付出了很大代价,也造成很多的误解,但是毕竟还是写出来了,出版了。如果这个时代出版不了,再过几十年,意义不大了。

  前几天我去理发,理发店那个老太太看了《新京报》对我的报道,她说你是农民的大活佛,我不收你理发费。但我说这是你付出的劳动,我应该给你。我觉得,为老百姓说些真话,为老百姓的权益呼吁,人们还是很欢迎的。

  中国人要过上自由而有尊严的生活,需要有公民权利作为基础。我这个书既是回报母校,也是回报国家。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弘

  致敬词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现代公民的产生。作为传统农业大国,建设农民公民权,实现农民身份向公民身份的转换,内在于现代中国的建构过程中。张英洪先生将自己的研究视野延伸至历史的纵深处,在现代公民与现代国家的内在呼应中,仔细考察土地制度的变迁,以及随之而来的农民身份的变迁,以持久扎实的田野调查为基础,条分缕析,与我们分享了当代中国农民公民权的演进逻辑,热切提倡用公民权来看待农民问题,其思其行,充满现实关怀与历史责任感。

  我们致敬张英洪,因为他著成中国首部农民公民权研究著作,免除了我们在三农问题上可能的迷津,拓宽了我们对相关社会问题的讨论范域,而他在多年学术研究过程中所保持的独立、清醒与坚毅,在追求真理过程中不为世俗左右的良知、勇气与沉着,本身就具有典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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