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考大火：当地官员离孤儿有多远？

　　■ 记者手记

　　1月4日，元旦假期后第一天。将近中午12点，我的电话响了。

　　“兰考出事了，烧死了7个孩子。赶紧去。”电话那一端，部门副主编的语速比往常快了许多。他说，孩子是一名叫袁厉害的兰考妇女收养的，都是有疾病或残疾的弃婴。

　　大火、弃婴、收养、病残。我不禁心头一震，出大事了。

　　当天中午2点多，我和摄影记者侯少卿，坐上了最近一列赶往郑州的高铁。我的同事孔璞，恰好在郑州采访。得知消息后，她已赶赴现场。

　　随着时断时续的信号，我开始不断刷新最新新闻进展，搜罗关于袁厉害的一切信息。

　　说实话，兰考当时给我的印象，只有一个电视剧里的焦裕禄，是个好官。

　　1 袁厉害是谁

　　开三轮车的、开商店的、甚至是政府里的人，没有一个人说袁厉害坏。一名上海的同行说，袁厉害一个邻居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知道吗？没有这场火灾，她肯定能‘感动中国’”。

　　1月6日上午，我第一次见到了袁厉害。她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在接受调查时突然发病，被家人连夜送进了医院。

　　躺在病床上的袁厉害身形胖大，穿着宽大的深色棉布衣服、像个农村的邻家大婶。

　　家人说，她一直昏睡，中间醒来过，不是号啕大哭，喊着死去孩子的名字，就是狠劲撕扯自己的头发。接着，又睡去。

　　看到网络上对袁厉害的描述，有人说她借孩子骗低保，还有人说她卖过孩子。看到眼前的袁厉害，我心里多少还是有些疑问：她和孩子们的感情真这么深吗？她有网上说的那么坏吗？

　　袁厉害始终昏睡，采访无法进行。我走出兰考县医院，准备再采访一下她的邻居，也多少想印证一下自己的想法。

　　我刚走出医院，见到一名身穿围裙，黑瘦的妇女走到门口，一把就拉住了袁厉害的儿子杜鹏，接着就泪流不止，当着十几个媒体记者哭出了声，嘴里重复着一句话“咋会这样呢”。

　　杜鹏也哭了。

　　在袁厉害的家门口，一名老人家正对着镜头大声质问记者：“谁说她不好，凭啥这样说？我和他对证”。为了养别人的孩子，小儿子杜鸣被送到奶奶家，12岁才被接回来，母子关系始终不怎么好。

　　旁边的人说，不光兰考弃婴，外地的家长也往她家送。没有袁厉害，这些孩子早就死了。

　　郭海洋说，他的岳父多少有点异议。他劝说袁厉害，不要再多收养孩子了。袁厉害不听。

　　因为收养弃婴，袁厉害的名声越来越大，送来的孩子越来越多。

　　郭海洋说，他岳父担心，在自己还能抚养这些孩子的时候，这些孩子还有人管，等他们老了，这些收养的孩子会是自己子女一辈子的拖累。

　　第二次见到袁厉害，是在7日上午。一家媒体开车想拉着袁厉害去福利院。这时一个与袁厉害熟识的人冲过来，伸手塞给她几十块钱，她眼泪直流，又哭起来。

　　采访结束后，我和几名同行坐在一起，讨论袁厉害究竟是啥样的人。大家各自聊起采访经历，开三轮车的、开商店的、甚至是政府里的人，没有一个人说她坏。

　　一名上海的同行说，袁厉害一个邻居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知道吗？没有这场火灾，她肯定能‘感动中国’”。

　　2 孩子们有多苦

　　袁厉害的儿子杜鹏说，孩子们治不了的病，要不没钱看病，没过多久就死了。带到地里，挖个坑就埋了，连个坟头都没有。

　　8日晚上，我终于和袁厉害建立了联系。此时的她，已经受到了两名“保安”的特殊照顾，一批批记者被拦在了外面，也包括我。

　　无奈之下，我打通了袁厉害小儿子杜鸣的电话，再由他把手机转交给袁厉害。

　　从出事至今，袁家人几乎从没拒绝过我的当面采访或是电话采访，只是感觉袁家人都不善于表达，甚至为表达不出心里话，有些焦急。

　　电话那头的袁厉害声音很低，很客气。虽然没见过面，但总是以“弟弟”称呼。她开口就是，“他们为什么不让我见你，我想见你们呀，弟弟，你们在哪”。

　　当我提出采访时，她仍然是“你说吧，弟弟，我听着”。电话那头，她有些激动，言语有些混乱。她说，她给孩子们办过残疾证、办过孤儿证，但是没一个能办成的。

　　袁厉害说，她写过申请，县残联没给她一分钱。说到民政局，特意压低了声音，“他们根本就不管我”。说着说着，一提到孩子，电话中的袁厉害号啕大哭。

　　郭海洋的记忆里，他的岳父母都很疼爱这些孩子。一个白化病孩子白妮，每天睡觉都搂着袁厉害睡，嘴里还叼着袁厉害的衣角。她从不打骂孩子，也不允许别人打骂。

　　听到这里，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安慰她，在电话里沉默了好一会。

　　这些孩子，大部分生来就是残疾，或重病，被家人抛弃，吃着变馊的饭菜、穿着别人捐的旧衣服。虽然是残疾人，办不下残疾证。是实质的孤儿，法律却不认可。唯一留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份，还是袁厉害“非法”办来的。而他们的命，是袁厉害给的。

　　我同事侯少卿在福利院陪了孩子们一整天。

　　1月6日，他说，他拍到一张照片让他非常震撼。“你看这孩子穿着什么”。顺手递过了相机。

　　在他的回放显示屏上，一名15岁的男孩子，穿着一件带花的半透明女装。

　　袁厉害的儿子杜鹏的话，让我感受颇深。他说，孩子们治不了的病，要不没钱看病，没过多久就死了。带到地里，挖个坑就埋了，连个坟头都没有。

　　3 兰考有些官员好冷漠

　　兰考县新修的行政事务大厅，宽敞明亮，甚至顶楼一层的房间未被利用。采访期间，有媒体报道，兰考县财政局花2000万建办公楼，却没钱修福利院。

　　我从事记者职业，至今有五年多，接触过多种风格的地方官员，兰考的官员们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个，5日是兰考官方的新闻发布会，也是火灾后唯一一次发布会。

　　我和南方都市报记者到达时，恰好和兰考县里官员同乘一个电梯。

　　在这间电梯里，我们并没有见到他们因为7个孩子的死而面带悲哀神色，反倒在电梯打开的一刻前，他们还一直说笑着，还调侃起一名女干部“看你像省里来的”。

　　我和南都记者不由低头，各自叹了口气。

　　发布会上，副县长念完了稿子，和民政局长、宣传部副部长转头冲出侧门，一句话不说，跑到楼下，钻进车里，司机一脚油门，冲出了记者的“包围圈”。

　　随后的几天里，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这名副县长和宣传部副部长，甚至无法拨通他们的电话。

　　此前，兰考县民政局副局长李美姣，在被媒体追问时，连连面露难色。最后，干脆拎起皮包，转身就走，头也不回。

　　一位同行发出感叹，“兰考有些官员啊”。

　　到达兰考第一天，我住在了火车站旁边的一家酒店。第二天，为了争取点采访机会，转到了县里的温泉宾馆，这里也是专案组驻地。

　　我的同事孔璞，住在另一家酒店。事发第二天，因为另有采访，她匆匆赶回郑州。此前，当地宣传部门多次盛情邀请，希望安排吃住，我们均婉言拒之。

　　一名同行事后说，宣传部安排了几家宾馆作为媒体接待，全包吃住，标桌至少600元起。在另一家酒店里，还专门为记者留出了几个包厢，供就餐，不限标准。

　　但这些，也遭到一些媒体的拒绝。

　　一名上海同行说，他见到满桌的酒菜，想想袁厉害和死去的孩子，心里很不舒服，没有动筷子。临走，他在桌上留了100块钱。

　　采访期间，有媒体报道，兰考县财政局花2000万建办公楼，却没钱修福利院。

　　1月8日，我和几名同行来到该县新修的行政事务大楼“阳光大厦”，这里宽敞明亮，甚至顶楼一层的房间未被利用。一位最高不过科级的领导办公室，就有30多平米。

　　在这座楼的旁边，是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的在建新楼，高14层，建筑面积18380平米。这样的楼，在兰考显得异常突出。这也是该县2011年确定的“80项重点工作之一”。

　　这座大楼的标志牌上，赫然写着造价5000万，在它旁边，还有至少4家大楼在建或刚入驻，大部分气势恢宏，都是机关办公楼。财政局大楼也在之列。

　　兰考有数不清的三轮车。每每有穿着破旧的三轮车夫从楼前走过，显得有些不搭调。

　　日前，有媒体刊登了兰考县一机关办公楼的效果图。我的朋友特意打电话问我“你看那楼像个啥？”我说，不知。

　　“那不是个太师椅嘛！”朋友说。

　　□孟祥超（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记者，发表兰考大火系列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