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调整好比吃中药(1)

　　■ “青年经济学人”评选系列报道之二十一

　　苏亮瑜不惑之年“惑得很”

　　2009年至2011年，苏亮瑜赴纽约担任人民银行美洲代表处副代表，负责北美经济金融形势分析工作。

　　正是这三年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跟踪和了解，让苏亮瑜深刻地体会到，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大于彼此的矛盾和纷争，两国合作博弈存在广泛的空间。回国之后，苏亮瑜选择了市场化的发展方向，加盟广州越秀金融集团。

　　苏亮瑜本科毕业于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这段学习经历给他日后的职业生涯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特别是那句影响了几代船海人的训言——“在设计图纸上偏差一毫米，船厂就可能浪费一吨钢板”，常被他引以为戒。苏亮瑜把这种刻板认真的态度带到了经济研究领域，使其研究既烙有理想底色，又兼具现实理性。

　　在广东金融学院院长陆磊眼里，苏亮瑜是个理想主义者。苏亮瑜也说，做研究需要用理想来探究经济金融的应然境况，但又需结合现实探寻应然基于现实逻辑的实然结果，可以说自己是理性的理想主义者。

　　苏亮瑜说，个别学者甚至热衷于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面目示人，可是换个方式想想看，即使是医学界里出类拔萃的脑科专家，能去做心脏手术吗？对于学术问题严肃的讨论，苏亮瑜更愿意采用实证的研究方式，尽量多用数据说话。

　　今年，苏亮瑜正好迈入不惑之年，但他说其实自己还“惑得很”，经常学习和充电，大学时的书籍和课堂笔记还都放在他办公室的书柜里。

　　■ 核心观点

　　经济结构的优化，国内利益和收入格局的调整必须同步进行。特别是需求结构从外需转向内需、从投资转向消费，都离不开居民收入的提高。结构性改革不是要让政府做急先锋，而是更加依靠市场力量，让民营经济进入更多的领域中去。对经济发展来讲这相当于吃中药，很慢，但对于治病治根很有用。

　　金融危机传导频率加快

　　新京报：2009年你在美国进行经济分析，当时有什么感受？

　　苏亮瑜：过去20年里，全球或区域性经济金融危机的爆发频率明显上升，危机的传染性和危害性加大。1992年英镑危机、1996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0年网络科技泡沫破裂、2001年拉丁美洲主权债务危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及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接连发生，全球经济环境的稳定性和均衡性在削弱，危机的自实现机制和自加强效应强化。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美国应对危机的救市措施？

　　苏亮瑜：总体而言，我感觉美国政府和联储应对危机的策略是成功和有效的。一些救助方式比以前有了明显的突破。比如在美国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声音历来很大，他们强烈反对政府干预市场。但在这次危机中，竟然是一贯主张“大市场、小政府”的共和党政府首先启动了大规模的救市措施，采用注资等方式来帮助问题解决。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量化宽松的救助措施是饮鸩止渴。

　　苏亮瑜：对于量化宽松措施，还不能用“饮鸩止渴”这个词来形容。因为在联邦基金利率接近零水平的情况下，常规的货币政策措施无法继续推动利率下行，而通过大量收购资产的方式注入流动性，将直接压低长期利率，这有利于扩大企业的中长期投资，促进经济活动的回升和复苏。当然，随着量化宽松措施的不断推出，政策边际效应确实在下降，但如果不推出量化宽松措施，情况可能会更差。

　　收入分配改革是调结构前提

　　新京报：中国一直在调结构努力摆脱对外需的依赖，至今效果不明显，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苏亮瑜：这其实是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如果发生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即使根源不在本国，但外需快速大幅下降仍会使本币汇率承压。从各国内部情况看，当经济受到冲击或需求不足时，采取以邻为壑的低汇率政策对外转移矛盾，往往比在国内实施改革容易得多。因此各国政府每次应对危机时“政策惯性”明显，路径依赖问题比较突出。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外贸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但在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还不尽如人意，对外贸易中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产品比例仍然较高，因此在未来全球经济结构再调整、总需求再平衡的过程中，面临非常艰巨的任务。

　　经济结构的优化，国内利益和收入格局的调整必须同步进行。特别是需求结构从外需转向内需、从投资转向消费，都离不开居民收入的提高。我国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例原来超过50%，现在是35%左右，而美国消费占比为70%。要把消费比例提上去，达到比现在高得多的水平，才能切实保障和推动经济结构朝“十二五”规划提出的方向发展。

　　新京报：就是说经济结构的调整首先还得做好收入分配改革？

　　苏亮瑜：是的，需要对收入分配体制进行改革，让老百姓有更多的收入，这一点至少要和结构调整同步进行，我认为这很难，主要难在打破政府和居民、中央和地方、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我对改革很期待，但不乐观。

　　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分配关系的调整最为关键但困难重重，因为这直接影响到了国内各个阶层的利益划分。比如把政府税收压下来，让民众获得更高的收入，财政的困难就会加大，尤其是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在整个财政税收中的地位比较主动，而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则较为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就缺乏让利于民的改革动力。

　　监管者不应限制产品定价

　　新京报：如果你设计一套可行的收入分配改革路线，你会从哪里入手？

　　（下转B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