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挂职最高法的“破冰之旅”

　　■ 点睛

　　1月14日，6名法学院校专家正式挂职最高人民法院，出任业务庭和直属单位副职，这是最高法首次大规模邀请学者挂职。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邀请学者挂职6年之后，最高法也开始迈出了这一步。最高法表示，此举是在落实中央政法委、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除邀请学者挂职，法院还将派员到高校担任兼职教授和博导。

　　有观点认为，法学院和法院人员交流，将各取所需，有助于减少学界和实务界的分歧；但也有人担心，学者到司法机关挂职，会削弱学者的独立性。

　　1月14日下午2时许，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薛刚凌来到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她曾来这里授课和研讨，但这一天，她是来上班的。

　　薛刚凌特意准备了一套深灰色西装，并佩戴了一枚刻有“法”字的胸章。和她一起来上班的，还有5名法学专家。从这一刻起，法学专家到最高法为期两年的挂职，正式开始。

　　“从薛老师到薛副庭长”

　　经过半个月的入职筹备，6名专家1月14日正式到任。在两年的挂职期间，他们每周至少有两天在法院办公

　　薛刚凌和5位同事来到最高法，首先见到了院长、首席大法官王胜俊。王胜俊表示，请法学家到最高法挂职锻炼有标志性意义，也是一个良好开端。

　　6名学者中，3名学者的岗位在综合部门。他们分别是，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郭锋、曾任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的卓泽渊、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曙光，3人分别出任研究室副主任、司法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和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由于他们不在审判岗位，不涉及法律身份，因此不需要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

　　另3名学者的挂职，在审判岗位。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卢建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教研室主任姚辉、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薛刚凌，他们分别出任刑三庭副庭长、民一庭副庭长、行政庭副庭长。3人于去年12月28日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

　　6名专家平均年龄不到50岁，挂职岗位都是副厅级。最高法一名工作了30多年的副厅级法官说：“他们一来就被任命为中层副职，足见院里对他们的重视。”

　　经过半个月的入职筹备，6名专家在1月14日正式到任。在两年的挂职期间，他们每周将至少有两天在法院办公。

　　当日，最高法召开大会欢迎专家。副院长沈德咏、江必新出席，他们分别是最高法的第二、三把手，院里所有部门的负责人也都参加了欢迎会。

　　会一结束，行政庭庭长赵大光便把薛刚凌接到四楼，这里是行政庭的办公区。30多名同事早已在此等候。在座的同事，一些曾是她的学生，一些曾在研讨会上碰面。赵大光说：“大家今天要重新认识薛老师了。以前你可能叫她薛老师，今后该叫薛副庭长了。”

　　“先当学生，再去教学生”

　　在薛刚凌看来，通过挂职，可以了解真正的审判程序是如何运作的，对今后做研究也有帮助

　　最高法决定邀请学者挂职，是在去年7月。当时，最高法制定了一份关于建立法院与法学院双向交流机制的指导意见，提出6种交流方式，其中包括“加强人员相互交流”。一个月之后，北京部分法学院校、最高法内设部门开始推荐人选。

　　征求意见时，薛刚凌表示愿意去最高法挂职。在她看来，通过挂职可以了解真正的审判程序是如何运作的，对做研究也有帮助。去年10月，最高法到她所在的中国政法大学做组织人事考察，“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事很正规。”薛刚凌说。最高法政治部负责人表示，专家的任职还经过了中央组织部批准，最终入选的6名专家都是学界的佼佼者。

　　在最高法常务副院长沈德咏看来，学者挂职是法院的一件大事，在制定司法解释、研究司法政策和审理重大案件等方面，可以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他希望专家们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赵大光表示，法官以往比较注重实务问题和个案处理，对法学理论研究往往考虑不多，希望专家不吝赐教。行政庭副庭长李广宇说：“希望跟薛老师学习，也变成理想主义者。”

　　面对新同事，薛刚凌表示“诚惶诚恐”，她说：“到最高法，我先当学生，然后再去教给我的学生。”

　　学界与实务界的“交锋”

　　曾在最高检挂职的教授宋英辉说：“学者经常批评实务部门办案有问题，实务部门就反击你整天掉在书袋里。”

　　在挂职者和挂职单位看来，他们有必要在某些问题上达成共识。

　　最高法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曹守晔对来自学界的某些批评不以为然。去年3月，有教授发表论文，批评最高法的某项司法解释缺乏实践经验。

　　曹守晔认为，这个批评带着偏见，是典型的“雾里看花”，“站在大门外看最高法，和走进大厅、走上审判席看是完全不一样的。”曹守晔称，请专家学者挂职，可以让他们设身处地地感受法官在做什么、在想什么，而不是武断指责。

　　曾在最高检挂职的教授宋英辉说：“学者经常批评实务部门办案有问题，实务部门就反击你整天掉在书袋里。”

　　薛刚凌称，过去学者和实务部门“两张皮”，相互不理解。在她看来，书本上的法治是完美无缺的，但中国是在条件不完备的情况下搞法治，实际上有缺陷，严格按照理性来要求，会有撕裂感。此时，双方需要交流、达成共识。

　　她曾经参加过监察部的活动。对方说，专家们先别急着批判，3个月调研之后再提意见。薛刚凌说，3个月之后，看法真的不一样了。

　　沈德咏要求各部门的负责人在政治上信任这些专家，帮助他们进一步树立大局意识、国情意识、服务意识，更好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增进共识，形成合力。

　　“两高”看中专家资源

　　有专家担心，挂职可能让学者失去独立性，不能因为互动机制的建立，而抹杀实务界和学界正常的分歧和批评

　　邀请专家学者挂职，最高检走得更早。

　　2006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家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宋英辉、赵旭东分别被任命为最高检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研究室副主任和民事行政检察厅副厅长。

　　媒体报道称，当时有一场旷日持久的取消和削弱检察权的争论。时任最高检干部部部长张建军说，在那场争论中，检察机关本身的声音比较弱。因此，最高检党组提出让法学专家来挂职。2008年，曹建明出任最高检检察长。在到司法机关工作之前，他曾是华东政法学院院长，是国际私法领域的专家。

　　挂职制度得到延续。2009年6月，第二批挂职专家赴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希慧、清华大学教授张明楷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汤维建，分别出任侦查监督厅、公诉厅和民事行政检察厅副厅长。这些专家给检察院带来了变化，这种影响延续到了他们结束挂职以后。

　　2012年，刑事诉讼法大修，增加“刑事和解”制度，这个制度让检察机关对一些轻微刑事案件有了处决权。这个制度，正是宋英辉多年来倡导的。2008年之后，检察机关加强诉讼监督，民事诉讼法专家汤维建在各种场合呼吁加强检察院的民事诉讼监督权，并以全国政协委员的名义建议制定相关法律。

　　最高法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沈德咏说，人民法院不能孤军奋战，要广集民智，尽最大努力把社会力量聚集到人民司法事业上来。

　　但长期关注司法改革的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徐昕对此没有过高期望。他认为，应该尽快建立从律师、学者到法官的法律职业转换制度。

　　这种身份转换已有先例。现任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甄贞，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和博导。现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姜伟，也曾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1994年，他挂职到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任副检察长，此后一直工作在检察系统。

　　有专家担心，挂职可能让学者失去独立性，不能因为互动机制的建立，而抹杀实务界和学界正常的分歧和批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能够一致当然好。”薛刚凌说，如果有不同观点，她会保留。

　　A21-A22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宋识径 实习生 杨锋 叶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