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职将减少今后研究上的空想”

　　薛刚凌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办公室，是刚刚收拾出来的。书柜、办公桌椅、沙发、茶几，别无他物。1月14日，在这间办公室，薛刚凌第一次以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挂职副庭长的身份接受采访。

　　“行政审判是需要智慧的”

　　新京报：你现在心情怎样？

　　薛刚凌：倒也没有什么特别，感觉机会难得。

　　新京报：找到当副庭长的感觉了吗？

　　薛刚凌：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没有那么快。

　　新京报：你刚才说，行政审判是需要智慧的。

　　薛刚凌：严格地说，司法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底线。但在中国，有时候做不到。我们的传统是以邻里为主，是按照伦理运转的，突然严格按理性来运行，撕裂感就会特别强。很多期待的目标，实际上都是做不到的。法官需要一种高超的智慧来解决社会问题。

　　“行政诉讼中会有很多妥协”

　　新京报：你认为目前的行政诉讼中存在什么问题？

　　薛刚凌：现在普遍要求高，但是能力不具备。行政诉讼中会有很多妥协，这妥协对个体来讲，是很不满意的，因为你不公正。但从政府角度来讲，它也有说不出的苦衷。

　　新京报：所以以“理想状态”为标准去批评他们也很委屈？

　　薛刚凌：确实很委屈。因为我们在条件不完善的情况下搞法治，技术水平不够。法治社会的建成，涉及思维方式、社会结构的重建，从情感到理性的过渡，不是一二十年可以建成的。

　　“会服从权力运行机制”

　　新京报：今后这两年你将如何界定自己的身份？

　　薛刚凌：首先是一个法官，要尽到法官的职责，要符合工作上的硬性要求。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想法，需要交流，达成共识。如果达不成共识，很多情况下会保留观点，服从这样的权力运行机制。

　　新京报：挂职经历会不会对你以后的学术研究有影响？

　　薛刚凌：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好处。这次挂职会让我更加了解司法的运作，今后研究上会减少空想的部分。中国的学者特别喜欢从政治层面来讨论法律问题，在技术层面考虑得不多，而法治的核心就是放到技术层面来解决。

　　中国由于法治不发达，所以很多问题是走政治途径，而发达国家是把很多的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然后放到技术上解决。中国有行政至上的传统，别人是什么问题解决不了找法律，我们是什么问题解决不了找政府。

　　新京报：挂职会不会让你的研究有了立场？

　　薛刚凌：研究肯定就是要解决实际的问题，这是一个自动的过程，而不是有意识地为谁不为谁。搞学术的人还是以问题为导向。

　　新京报：以后的时间怎么安排？学校有没有安排减少一些事务？

　　薛刚凌：这个也在跟学校谈，再看看，教学本来也不是我工作的大头。原来学术性的任务接得多一些，可能以后要少接一些。学校还是大力支持的，在学校我们也不要求严格坐班，相对比较灵活。在法院的工作时间，还要看庭里要求，可能会固定某一天，会根据工作的性质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