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纠错雾散云开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伦敦人的“雾都”噩梦早已成为历史。

　　如今的伦敦，早已从城市上空盘旋的恐怖和阴霾中走出，获得重生。虽然阴云和雾霭仍是伦敦的常客，但早已不是硫化物的载体。清晨和傍晚的伦敦仍旧时不时会被薄雾笼罩，但只是一层似乎“一触即碎”的薄纱。清晨的肯辛顿公园，雾气初歇，伴着天鹅的鸣叫，晨练者和遛狗人的身影逐渐增多，而考文特花园的集市也出现了忙碌的身影。雾霭不再是伦敦人畏惧的对象，而是提醒他们一日来临的征兆。

　　即便是阴云密布的时候，伦敦街头仍然摩肩接踵。总有阳光穿透云层洒在街边建筑和行人的脸上。阴云映衬的是游人的笑靥和上班族的行色匆匆。因为在伦敦人看来，阴云很快就会散去，即使它在那里，也只是意味着可能会下一阵雨，而非曾经的夺命杀手。

　　带着“雾都”印象步入伦敦的人，也许都会对眼前的景色产生困惑。小说中描述的东区的拖沓和肮脏踪迹难寻，空气中没有丝毫工业化的味道，清新得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乘错了航班。在市中心，晴朗时，乘坐伦敦眼，湛蓝的天上伏低的白云唾手可得。在金丝雀码头，伦敦金融区的摩天大厦都披上了一层蓝天白云的霓裳。从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远眺，伦敦建筑清晰可辨……

　　如今的清洁和美丽，是自1952年烟雾事件后，伦敦、乃至整个英国多年努力摘得的一个“集体奖”，其中既有立法等制度建设的功劳，更是政府、媒体、非政府组织以及公众在环保领域的责任、宣传、参与、督促、监督、协作等诸多合力的结果。

　　因为发展带来的损害或代价也许不可避免，但只要存在或容许强有力的“自我纠错机制”，所有的“雾都”都有希望变成“崭新的伦敦”。

　　转折 “死亡之雾”让伦敦醒悟

　　“那是一种沁入人心深处的黑暗，是一种铺天盖地的氛围。”狄更斯曾如此描述伦敦的大雾。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工业化的国家。与工业化发展如影随形的，是以大雾为代表的空气污染，其中尤以伦敦为甚。其实，伦敦对于空气污染的立法早已有之，但在“以经济发展为先”的理念下，这些立法大多都流于形式、或者没能有效的遏制污染。

　　为了减少污染。早在1306年，当时的国王爱德华一世就曾颁布法令，禁止伦敦工匠在议会开会期间使用露天燃煤炉具。从19世纪开始，英国正式把大气污染作为国家的重要问题提了出来。并先后通过了多个遏制污染的法案。

　　但是，这些法律均未能有效遏制住伦敦的空气污染。究其原因，还是因为那时无论是公众还是政府，都认为应将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而弥漫在伦敦城上空的烟雾，就是发展的代价

　　于是，伦敦烟雾愈发肆虐，终于酿成了1952年伦敦大烟雾事件。烟雾弥漫的4天内，伦敦非正常死亡人数较之往年同期多了4000多人，大雾后两个月内，又有8000多人非正常死亡。这一令人震惊的数字，警醒了伦敦，也成为英国真正下力气治理空气污染的转折点。

　　1952年这场大烟雾，“是一条分界线，”英国国家空气净化协会说，“在那之前，人们普遍接受空气污染的现实，认为它是工业化发展带来的自然后果。但在此之后，人们开始意识到，牺牲人类健康的进步，根本不是进步。” 以此为契机，英国走上了现代意义的空气污染治理之路。

　　施压 舆论推动政府转思维

　　但是，真正的治污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期间经历了媒体、公众与政府漫长的拉锯战。

　　在大烟雾事故后，英国政府最初反应是尽力撇清政府责任，他们还试图隐瞒这一事故的危害。

　　“1952年，受二战的拖累，英国政府仍然债务缠身。” 英国环保人士乔纳森·沃茨对新京报记者说。出于经济考虑，当时的政府不愿对事故进行调查，更不愿意进行环保立法，认为立法会拖经济发展的后腿。

　　“政府最初声称，经济发展更重要，不用采取什么特别的措施来治理烟雾。” 沃茨说。

　　但医生们和记者们却不断披露出事故中令人震惊的死亡数字。但即便如此，时任英国住房及地方政府事务大臣麦克米伦仍然反对立法治污，理由一如既往，“我们不得不考虑到更为广泛的经济影响。”

　　事故过去了几星期，政府方面却没有任何动静。政府的“静悄悄”加剧了公众的愤怒。在此期间，媒体持之以恒地进行报道，对烟雾事故“穷追不舍”。根据大英报纸档案网站数据显示，整个50年代，英国报纸以“伦敦大烟雾”为主题的报道近4000篇。

　　在媒体以及部分议员的压力下，伦敦政府成立了以比弗爵士为首的委员会，对大烟雾进行调查。不过麦克米伦当时称，成立委员会只是为了平息民怨。

　　“我们能做的不多，不过我们可以让自己看起来很忙碌。”麦克米伦曾称。

　　但让麦克米伦没有想到的是，认真的比弗委员会四个月之后拿出中期报告，一年之后交出最终报告，直指经济发展所耗的燃煤为烟雾事故罪魁祸首。在这份报告的推动下，1956年，《空气清洁法案》终于诞生。

　　实践 立法与控污举措并行

　　《空气清洁法案》第一次以立法形式对家庭和工厂排放的废气进行控制。

　　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划定无烟区，即全面禁止排放任何烟尘的地区；禁止排放黑烟，防止煤烟等。法案制定后得到良好执行，根据英国政府数据，截止到1962年底，在英格兰所发布的指定无烟区的命令有1300项之多，占全国总面积的11.66%。

　　《卫报》报道称，得益于该法案，1952年到1960年间，伦敦的烟雾排放总量下降了37%。冬季日照时间增加了70%。

　　但治理空气污染远非一日之功。1956年、1957年和1962年伦敦又发生了较为严重的烟雾事件，但危害已远低于1952年。

　　此时的英国政府，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从当初的勉强为之，转变为大力贯彻。

　　1974年，英国政府又出台了《污染控制法案》，对机动车燃料成分和石油燃料含硫量做出规定。

　　系列法案取得明显成效。当时两种主要的空气污染物，二氧化硫和烟尘，在空气中的含量有了明显下降。到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伦敦空气已较为清新，日照时间大大增加，从此挥手告别了“雾都”。

　　在烟尘治理卓有成效之后，伦敦又面临了一个新的挑战：汽车尾气。作为世界上最大城市之一，上世纪80年代初的伦敦，汽车拥有量就超过了200万辆，汽车尾气取代了烟尘成为伦敦空气中主要的污染物。为此，伦敦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控制。

　　同样是立法先行，1981年，《机动车燃料管理办法》出台，规定了汽油中铅含量的最高值。此后16年间，又相继出台了15部法案和指导条例，对空气污染和机动车尾气排放做了相关规定。

　　然后是各项具体措施，包括推广无铅汽油，引进氢燃料电池公共汽车、征收“交通拥堵费”、“大型车排污费”、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兴建卫星城，鼓励市民乘坐公交地铁、电动车、自行车出行等。

　　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2000年，《空气质量条例》中涉及的七种污染物——苯、丁烷、一氧化碳、铅、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及悬浮颗粒中，多数得到控制，尤其曾为伦敦难题的二氧化硫和铅，其浓度已不再影响健康。

　　2010年12月，伦敦发布了《清洁空气：市长的空气质量策略》，致力于进一步减少伦敦交通运输、家庭和工作场所的污染物的排放。治理空气污染，成为了伦敦市长一项必须对民众做出交代的任务。

　　榜样 伦敦市长骑车上下班

　　鲍里斯·约翰逊是一位富有个性的市长，他把治理伦敦的空气污染当做重中之重。2008年当选伦敦市长之后，他提出了很多改善伦敦交通及空气状况的新措施。

　　一是推广使用更清洁的出租车。从2012年1月起，超过15年车龄的黑色出租汽车将不能获得行车证。从当年起，任何新出租车均需满足欧5排放标准。

　　二是推出新的清洁汽车。伦敦市政府与出租汽车企业合作，生产更清洁的出租汽车，比如电动混合动力车。目前伦敦有21000多辆电动出租车投入运行。

　　三是鼓励市民绿色出行。2008年，市长鲍里斯·约翰逊以身作则，开始骑自行车上班，并在伦敦大力推广骑自行车上班。目前，伦敦已有350多条自行车专用线路，85%的伦敦人在上班时使用公共交通。而2011年发起的“资源伦敦”活动，则为骑电动车的市民免去了充电的烦恼。目前伦敦已经有了887个充电点，还将陆续建立1300多个充电点，骑电动车出行将成为便利的选择。

　　富有创造力的鲍里斯还发明了一种“创新的抑尘技术”，方法是在街道使用一种钙基黏合剂治理空气污染。从2012年春天开始，伦敦投资90万英镑，把这种黏合剂喷洒在伦敦交通最繁忙地区的道路上。这种黏合剂类似胶水，用来吸附空气中的颗粒物。监测结果称，经过这样除尘的区域的微粒已经下降了14%。

　　动力 公民组织成为环保主力

　　伦敦空气的改善不仅有政府及立法机构做出的努力，各种环保组织、媒体、公民个人都成为了治理空气污染的重要践行者。“1952年，英国没有什么比较有影响力的环保组织。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觉醒，大量的环保组织在六七十年代涌现。”乔纳森·沃茨说。

　　1958年，英国全国只有200多个社区有旨在提高地方环境质量的团体，但到1975年则增加了6倍。大量的环保组织纷纷成立，1960年防止海岸污染联盟成立；1964年降低飞机噪音污染协会成立；1966年环境保护协会成立……

　　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全国约有2500万人至少参加了一个环保组织。环保组织范围之广，成员数量之多远胜于前，尤其是“地球之友” 等一些国际环保组织成立英国分部，更加促进了英国环保运动的勃兴。它们发起了多种形式的政治活动。

　　“地球之友”在上世纪70年代曾组织过33次全国性示威游行，极大提升了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环保组织的发展还促进了英国生态党（绿党的雏形）的建立，后者迅速成为英国环保运动的一支生力军。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 环保组织成为国家环境政策的重要监督者和促进者, 上升为英国政治生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压力集团。同时，环保组织也努力通过各种方式提升公民环保意识，并通过改变人们的消费倾向来影响企业生产及政府决策，在80年代后半期兴起的“绿色消费运动”就是这一努力促成的结果。

　　B06-B07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高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