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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眼中的邓小平和邓小平时代

“只要是好的做法都可以去学”

2013年01月26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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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一书作者傅高义。
实习生 翟超 摄
在江西的日子里,邓楠生了个女孩叫棉棉,邓小平做了外公。(《邓小平》,第278页)
1921年在法国勤工俭学。(《邓小平画传》,上卷,第25页)
1992年1月,南方之行期间在珠海。(《邓小平画传》,下卷,第633页)
本版图片来自《邓小平时代》一书

  我想写一本关于邓小平的书,一定要说清楚他做了某某事,不能说是为他辩护,而是解释他为什么要做某某事。我尽可能避免说好坏,我想向读者解释为什么他是这样考虑的。

  傅高义认为,理解邓小平的一个关键点,是要认识到他不是一个为改革而改革的人,他所考虑的重心,是中国已大大落后于别国,他要改变这种状况。《邓小平时代》中提到了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说的一件事。在邓小平下放江西期间,长子邓朴方来到江西时,邓小平想给他找点事做,就问自己的工友有没有需要修理的收音机。一个工人回答说,工人的钱根本买不起收音机。邓榕说,这让父亲很伤心,社会主义已经搞了20年,工人家庭仍然连个收音机也买不起。

  正是这种强烈的意愿解释了邓小平执政后的种种选择。傅高义认为,邓小平有一种品质,他能够认识并接受权力现实,在可能的范围内做事。在《邓小平时代》中,傅高义多次写到党内高层中的政治气氛,只有对这个政治气氛准确把握,才能够将政策推行下去。据傅高义观察,邓小平的特质之一,是他善于研究和营造“气氛”。

  从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现实出发,邓小平当时考虑的不是全面的改革,因为当时的中国缺乏各种必要的制度。邓小平首先要做的是从全盘考虑,建立起这些制度——培养科技人才,挑选有能力的官员,建立稳定的人才选拔机制,推动中国与国外的交流。

  傅高义研究邓小平一生的跌宕起伏和登上权力顶峰后推动中国改革的过程,同时也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邓小平身上的一些品质,例如自信、坚毅、务实、做事果敢等。他无法忍受个人崇拜,因而用人时能从国家利益出发,尽量避免派系,注重选拔能干的官员。同时他又不像周恩来那样事必躬亲,而是注重确定大方向,善于抓大放小。他能够分清主要利益和次要利益,做到有所取舍,例如,为了不破坏中美建交的时机,他容忍了美国对台售武。许多人认为邓小平是一个可以打交道的人,不管对方是持有哪种意识形态。乔治·布什说邓小平“态度明确,讲话直率,使人不会误解他的意思”,卡特对邓小平的描述是“聪明,强硬、机智、坦率、有风度、自信且友好”。

  傅高义认为,邓小平身上难得地具备一系列特质——权威、丰富的经验、战略意识、自信心、人脉关系和领导中国转型所需的政治判断力——这一系列特质的组合让他成功地引导了中国的改革。更重要的是,邓小平自始至终有一个信念,就是要将中国建成一个富强的国家,具体来说,他要实现2000年之前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在傅高义看来,这是当今许多民主国家的政治人物身上所缺乏的,选举的压力和任期限制让一些政党领袖越来越短视。

  中国的转型固然是由邓小平塑造的,许多人将邓小平看做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在傅高义看来,邓小平并不是手持伟大蓝图、主宰着变革的设计师,事实上,这个变革的时代并没有清晰、完整、现成的设计。他的角色更接近为转型过程提供全面领导的总经理。

  【对话傅高义】

  ●邓小平的重要时间点

  1978年的时候,他想走得快点。

  傅高义:我认为1978年他上台的时候,他很着急。中国二十年没有进步,别的国家,欧洲,美国进步那么快,自己是太落后了,太可惜了。1978年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已经74岁,他觉得时间不多。他本来是想走得快一点,他说有时候没有最可靠的消息的时候,也还得走。所以1978年的时候他想走得快,他想中国这么穷,我们应该走得很快。我认为那个时候他是这么看的,不是考虑自己。

  ●中国和苏东的不同改革方式

  应该去全世界学习,东欧、西欧、美国,只要是好的做法都可以去学。

  傅高义: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觉得五六十年代,中国和很多东欧国家的组织不一样。比如说波兰,它让工会有相当的权威,中国觉得不应该让工会有这么多权力,觉得集中的权力不应该分散。所以也有背景。1978年邓小平上台以后,开始有一批人想学东欧。但是东欧的情况当时跟中国不一样,东欧要听苏联的,因为他们的领导人是苏联派来的或支持的,而中国的道路从1960年就跟苏联分开了,尤其是1963年邓小平去莫斯科跟苏斯洛夫辩论以后,两国基本断绝了关系,中国完全是独立的,别的东欧国家都没有这种独立性。

  我认为世界银行特别重要。领导世界银行的人叫林重庚(Edwin Lim),他是从哈佛大学拿的博士。当时不仅是世界银行提建议,而且他们和中国的朋友一起工作。林重庚是一个菲律宾华侨,他在1980年来到中国,当时他已经有在非洲国家,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作的经验,是了解世界银行的,会中文,他的哥哥也是研究经济的,比较了解情况。他们来到中国,用了五六个礼拜,和中国地方来的人一起看问题。他对中方的人说,我们可以互相信任,没有一个世界银行的会中国人不能参加,然后他们都参加了。当时中国的代表团里面有一个朱镕基,朱镕基自己想参加这个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这表示中国方面也有能干的人。所以世界银行的建议,不仅仅是外国人的建议,而是和中国人一起讨论的结果。

  ●“摸着石头过河”

  邓小平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关于应该走什么路,他也有看法,也想做。

  傅高义:很多人用这个说法,陈云也用过这个说法。这个不是邓小平自己创造出来的,四川的很多人也是用这么个说法。我觉得当然也可以说邓小平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他同时也有自己的看法。因为他有这么多年的经验,他肯定有看法,不能说他没看法。但是要先试验,看成功不成功。

  ●冷战后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人

  解释他为什么要做某某事。

  傅高义:我想写一本关于邓小平的书,一定要说清楚他做了某某事,并解释他为什么要做某某事。我尽可能避免说好坏,我想向读者解释为什么他是这样考虑的。我觉得我的任务是帮助读者去理解。

  ●知识分子与政治

  我想不管是什么国家,知识分子和政府都会有一些摩擦,政府想做一些事,知识分子想批评。

  傅高义:我想一个权威主义的国家,对于知识分子一直很难办。一方面,政府需要知识分子的能力,但是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需要自由,要说话,要批评,对于领导人来说很难受,因为有时候知识分子的批评也不一定正确——我这是表达自己的看法。因为我在美国政府工作过两年,我认为美国的知识分子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有时候知识分子批评政府是不了解情况,所以我想不管是什么国家,知识分子和政府都会有一些摩擦,那是很自然的,政府想做一些事,知识分子想讲话,批评,研究。

  ●邓小平对待知识分子

  1969年到1973年在江西,他肯定考虑了应该给知识分子好处。

  你看邓小平对反右运动是怎么说的,他说运动是正确的,但是扩大化了。扩大到什么程度,55万的知识分子,不到十个(是对的),另外(近)55万我们错。在反右运动中邓小平确实是支持毛泽东的,去控制、反对右派,我觉得这是毛泽东给了他这个工作,他做了。但是1969年到1973年他在江西,可以思考一些问题,他肯定是考虑了应该给知识分子好处,他看到经济发展问题这么大,是因为没有知识分子,尤其是科技人才的支持。1973年他回来,1974、1975年毛泽东给他很重要的工作,当时他对改革科学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改变了很多,他让胡耀邦支持科学家,给他们好处,为他们恢复工作。

  C02-C04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永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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