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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百家 百家争鸣才能让我们靠近历史的真实

2013年01月26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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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百家,党史专家,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学者。
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马勇,历史学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新京报记者 赵亢 摄

  [中国学者谈《邓小平时代》]

  新京报:你与傅高义有过一定的交往,他给你的印象是怎样的?

  章百家: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学者。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中文很不好,后来为了研究中国,他花了很多工夫学中文,而且开始学中文的时候,已经七十了。为了写《邓小平时代》这本书,他采访了很多很多人,研读了很多书。我主编过一本《中国改革开放史》,他看得很仔细,还跟我交流过一些意见。他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严谨。

  新京报:《邓小平时代》一书引入中国,引起热议,你如何看待对此书截然不同的评价?

  章百家:现在,对《邓小平时代》这本书,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此书客观严谨,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当代改革史,另一方面认为此书带着过多的热情看待中国,没有保持史学家的中立与批判,对传主也存在过多理解性诠释。这两种观点,都是可以理解的。就学术上讲,产生不同的观点,其实很正常,也很难简单判断孰是孰非。

  新京报:产生这两种不同观点,是否有些必然的原因?

  章百家: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傅高义写这本书,主要出发点是,他觉得美国人了解中国不够,而且是以西方为中心,以西方的观念看待中国。傅高义认为,这种视角存在很大误区,他希望站在中国的角度,向美国人介绍中国。其实,这种观点,并非傅高义一人独有,不少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者都认同这一点,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国外学界越来越意识到,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与西方的传统,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从西方的视角观察中国,在某些方面可能可以清楚地看到问题的本质与症结,因为中国人自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在一定距离外,在一定文化隔阂上,也是很难客观、深入地观察中国,很难准确地理解中国的发展。所以,上面两种不同的观点,各有其立足点。

  新京报:我们应该如何恰当地看待《邓小平时代》这本书?

  章百家:对于傅高义先生,我觉得,他首先是非常乐意了解中国的,并且愿意客观地介绍中国,他下了很大的工夫来写这本书,其最后呈现的结果,是否客观准确,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评价。就我认为,中国读者应该尊敬傅高义的这种学术热忱以及写作的严谨。我跟他有过一些合作,深知他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学者,不会为了某种利益的需要去美化什么,或者丑化什么。无论他在书中呈现了怎样的立场、观点、判断、结论,他作为治学的严谨与为学的严肃,都是值得尊重的,尤其是,当下中国学术气氛较为浮躁,他这样下工夫的学者,是值得推崇的。

  新京报: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学者,你认为,我们在阅读海外中国研究作品时,应该注意什么?

  章百家:我个人认为,客观的看法,和有见地的看法,是需要互相碰撞的。每一本书,每一种观点,如果其作者本身是严肃,不持有严重偏见的,总是会提供一些让读者可以思考的东西。而每一位学者提供的东西,你也不必全盘接受。当然,有些学者意识形态倾向可能过于明显,需要警惕。但无论如何,严谨而严肃的学者的思考,都是有价值有意义,也值得去了解去研究的。

  作为学者,需要客观理性,作为读者,同样是需要客观理性的,不要随便下结论,贴标签,应该把你自己的独立观察与思考,与人家的独立观察与思考,加以比较,可能最终的结果是,你是对的,人家是错的,或者你们都不是那么正确,都有可以吸取完善的地方。

  新京报:《邓小平时代》一书为国外读者提供了了解中国的镜子,那么,对于中国读者,是否有相近的效果?

  章百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那么大的变化,在世界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在评价中国的发展这个问题上,没有谁能做到完全的准确,我们需要多元的声音,需要各式各样的研究。只有百家争鸣,才能让我们靠近历史的真实。所以,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对于中国读者,有其独特的价值。

  还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并给予理解的是,以人为主的书,与以史为主的书,是不一样的,研究一个人的一生,你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在研究的过程中,很难不对自己笔下人物产生感情,而且研究得越多,对人物本身就有温情与敬意,事实上,那些对自己笔下人物怀有深刻同情的作品,往往拥有其独特的力量与价值。

  采写/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

  我跟他有过一些合作,深知他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学者,不会为了某种利益的需要去美化什么,或者丑化什么。

  马勇

  最后一章最有价值

  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总体而言是一本好书,毕竟是第一次系统梳理“邓小平时代”这个概念。这个时代注定要进入历史,要成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傅高义定的调子我们可以不赞成,但应该承认他的工作和努力。

  在文献使用上,除了独一无二的访谈,似乎也没有新的开拓,不说中国的,不说那些还没有,甚至永远也不会解密的档案。只说作者最容易获得的美国档案,作者似乎做得也很不够。

  至于国内外的批评没有获得傅高义的回应,或者说他不愿意认同。这一点我觉得能够理解,因为如果他接受了这些批评,这本书可能连基本框架都有问题。学问是个非常个性化的事情,作者有权利固执己见。

  我同意这样的判断,本书没有直面邓小平时代的种种问题,没有正面回应中国读者对这个时代的关切。我在读完整版的时候,最先阅读了自己最关注的那一部分,我觉得非常失望,因为和我们身历其境的人感觉近乎相反。我后来稍有释然,我觉得这本书的预设读者可能并不是中国人,而是西方人,是美国读者,所以作者不是要回应中国读者的关切,而是要回应美国读者的关切,因此中国读者就必然觉得有点隔膜。

  中国读者今天讨论邓小平这个时代,最大的关切是邓小平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简单地说就是类似于一百年前洋务运动。邓小平将毛泽东时代的体制往前推了一把,这个国家距离一个常态的现代国家还有不少距离。这些在傅高义的书中均无体现,可能是因为作者太偏爱他的主人公了。

  作者在讨论十三大内容的部分,完全没有提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肯定是失误,因为这是邓小平时代的基石。

  这本书对邓小平改革前后两个时代内在联系和对应关系缺乏照应,没有讲清中国的改革开放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来的,没有从国际大势尤其是冷战这个层面立论。如果要弄清邓小平时代的来源,我觉得应该仔细分析冷战解体,分析自赫鲁晓夫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析邓小平那代人与苏联共产党论战时的情形,我相信邓小平在江西落难时会想到这场论战。邓小平后来的许多做法,其实都与那次论战的立意相反。

  本书最后一章《转型的中国》,如果从文字上说,是有点草率的感觉。但我认为这一章最有价值,最值得细读。因为作者在这一章推导了一个重要的假设:假设邓小平还活着。作者的论述由此展开,大胆推论“后邓小平时代”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内政的,外交的,都很有价值。这些推论对于邓小平所开创事业的继承人来说,一定会有相当启发。

  本书最后一章《转型的中国》,如果从文字上说,是有点草率的感觉。但我认为这一章最有价值,最值得细读。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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