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百家 百家争鸣才能让我们靠近历史的真实

　　[中国学者谈《邓小平时代》]

　　新京报：你与傅高义有过一定的交往，他给你的印象是怎样的？

　　章百家：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学者。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中文很不好，后来为了研究中国，他花了很多工夫学中文，而且开始学中文的时候，已经七十了。为了写《邓小平时代》这本书，他采访了很多很多人，研读了很多书。我主编过一本《中国改革开放史》，他看得很仔细，还跟我交流过一些意见。他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严谨。

　　新京报：《邓小平时代》一书引入中国，引起热议，你如何看待对此书截然不同的评价？

　　章百家：现在，对《邓小平时代》这本书，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此书客观严谨，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当代改革史，另一方面认为此书带着过多的热情看待中国，没有保持史学家的中立与批判，对传主也存在过多理解性诠释。这两种观点，都是可以理解的。就学术上讲，产生不同的观点，其实很正常，也很难简单判断孰是孰非。

　　新京报：产生这两种不同观点，是否有些必然的原因？

　　章百家：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傅高义写这本书，主要出发点是，他觉得美国人了解中国不够，而且是以西方为中心，以西方的观念看待中国。傅高义认为，这种视角存在很大误区，他希望站在中国的角度，向美国人介绍中国。其实，这种观点，并非傅高义一人独有，不少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者都认同这一点，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国外学界越来越意识到，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与西方的传统，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从西方的视角观察中国，在某些方面可能可以清楚地看到问题的本质与症结，因为中国人自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在一定距离外，在一定文化隔阂上，也是很难客观、深入地观察中国，很难准确地理解中国的发展。所以，上面两种不同的观点，各有其立足点。

　　新京报：我们应该如何恰当地看待《邓小平时代》这本书？

　　章百家：对于傅高义先生，我觉得，他首先是非常乐意了解中国的，并且愿意客观地介绍中国，他下了很大的工夫来写这本书，其最后呈现的结果，是否客观准确，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评价。就我认为，中国读者应该尊敬傅高义的这种学术热忱以及写作的严谨。我跟他有过一些合作，深知他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学者，不会为了某种利益的需要去美化什么，或者丑化什么。无论他在书中呈现了怎样的立场、观点、判断、结论，他作为治学的严谨与为学的严肃，都是值得尊重的，尤其是，当下中国学术气氛较为浮躁，他这样下工夫的学者，是值得推崇的。

　　新京报：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学者，你认为，我们在阅读海外中国研究作品时，应该注意什么？

　　章百家：我个人认为，客观的看法，和有见地的看法，是需要互相碰撞的。每一本书，每一种观点，如果其作者本身是严肃，不持有严重偏见的，总是会提供一些让读者可以思考的东西。而每一位学者提供的东西，你也不必全盘接受。当然，有些学者意识形态倾向可能过于明显，需要警惕。但无论如何，严谨而严肃的学者的思考，都是有价值有意义，也值得去了解去研究的。

　　作为学者，需要客观理性，作为读者，同样是需要客观理性的，不要随便下结论，贴标签，应该把你自己的独立观察与思考，与人家的独立观察与思考，加以比较，可能最终的结果是，你是对的，人家是错的，或者你们都不是那么正确，都有可以吸取完善的地方。

　　新京报：《邓小平时代》一书为国外读者提供了了解中国的镜子，那么，对于中国读者，是否有相近的效果？

　　章百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那么大的变化，在世界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在评价中国的发展这个问题上，没有谁能做到完全的准确，我们需要多元的声音，需要各式各样的研究。只有百家争鸣，才能让我们靠近历史的真实。所以，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对于中国读者，有其独特的价值。

　　还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并给予理解的是，以人为主的书，与以史为主的书，是不一样的，研究一个人的一生，你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在研究的过程中，很难不对自己笔下人物产生感情，而且研究得越多，对人物本身就有温情与敬意，事实上，那些对自己笔下人物怀有深刻同情的作品，往往拥有其独特的力量与价值。

　　采写/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

　　我跟他有过一些合作，深知他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学者，不会为了某种利益的需要去美化什么，或者丑化什么。

　　马勇

　　最后一章最有价值

　　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总体而言是一本好书，毕竟是第一次系统梳理“邓小平时代”这个概念。这个时代注定要进入历史，要成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傅高义定的调子我们可以不赞成，但应该承认他的工作和努力。

　　在文献使用上，除了独一无二的访谈，似乎也没有新的开拓，不说中国的，不说那些还没有，甚至永远也不会解密的档案。只说作者最容易获得的美国档案，作者似乎做得也很不够。

　　至于国内外的批评没有获得傅高义的回应，或者说他不愿意认同。这一点我觉得能够理解，因为如果他接受了这些批评，这本书可能连基本框架都有问题。学问是个非常个性化的事情，作者有权利固执己见。

　　我同意这样的判断，本书没有直面邓小平时代的种种问题，没有正面回应中国读者对这个时代的关切。我在读完整版的时候，最先阅读了自己最关注的那一部分，我觉得非常失望，因为和我们身历其境的人感觉近乎相反。我后来稍有释然，我觉得这本书的预设读者可能并不是中国人，而是西方人，是美国读者，所以作者不是要回应中国读者的关切，而是要回应美国读者的关切，因此中国读者就必然觉得有点隔膜。

　　中国读者今天讨论邓小平这个时代，最大的关切是邓小平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简单地说就是类似于一百年前洋务运动。邓小平将毛泽东时代的体制往前推了一把，这个国家距离一个常态的现代国家还有不少距离。这些在傅高义的书中均无体现，可能是因为作者太偏爱他的主人公了。

　　作者在讨论十三大内容的部分，完全没有提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肯定是失误，因为这是邓小平时代的基石。

　　这本书对邓小平改革前后两个时代内在联系和对应关系缺乏照应，没有讲清中国的改革开放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来的，没有从国际大势尤其是冷战这个层面立论。如果要弄清邓小平时代的来源，我觉得应该仔细分析冷战解体，分析自赫鲁晓夫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析邓小平那代人与苏联共产党论战时的情形，我相信邓小平在江西落难时会想到这场论战。邓小平后来的许多做法，其实都与那次论战的立意相反。

　　本书最后一章《转型的中国》，如果从文字上说，是有点草率的感觉。但我认为这一章最有价值，最值得细读。因为作者在这一章推导了一个重要的假设：假设邓小平还活着。作者的论述由此展开，大胆推论“后邓小平时代”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内政的，外交的，都很有价值。这些推论对于邓小平所开创事业的继承人来说，一定会有相当启发。

　　本书最后一章《转型的中国》，如果从文字上说，是有点草率的感觉。但我认为这一章最有价值，最值得细读。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