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地谈论“国民性”

　　□书评人 李筠

　　对于中国人而言，“国民性”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民性的认定和改造已经成为汹涌澎湃的社会议题。甲午战败之后，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传播社会达尔文主义，他的潜台词便是传统的温良恭俭让的国民性大大不利于国家间竞争。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改造国民性在他心目中已经成为“第一急务”，《新民丛报》创刊便连载《新民说》，主旨非常明确：“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

　　新文化运动更是想以“德先生”和“赛先生”全面刷新国民性，来克服令人沮丧的民初政治现实，以至于后世常有学者将新文化运动视为激进改造人性的极权主义源头。将中国之积弱归结为千年专制所造成的文化积习，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共识，但对于这种落后的国民性该如何处置，却没有达成共识。严复曾经警告孙中山，如此疲弱的国民性承受不了共和制度，孙中山斥其为“曲学之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是有雄心抱负的政治家们普遍的心态。

　　几乎世所公认，对于中国的国民性解剖得最为深刻的是鲁迅。鲁迅小说和杂文确实是一把把犀利的匕首和投枪，直戳中国人国民性的要害。鲁迅笔下的一个个经典人物似乎就是中国人的典型人格，哪个农民不是闰土，哪个家庭主妇不是祥林嫂，哪个读书人不是孔乙己，哪个中国人心里没有阿Q？鲁迅笔下的经典评论也似乎成了中国人国民性绕不开的魔咒：中国人到底是做中国国民还是做世界人，不做前者要亡国，不做后者则与文明相敌对！如此深论，不胜枚举。鲁迅作品俨然已经成为研究中国国民性的经典。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鲁迅诊断确实独到，却没有开药方！从《野草》当中，我们看到了他的无奈甚至绝望，他至死也没有去写改造国民性的鸿章。

　　关于国民性，在文化的旷野呼告是无效的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我们谈论国民性水平在七八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超越鲁迅？！很大的问题就出在，如果诊断出国民性，就要对之进行改造，以实现某种宏伟的社会政治目标，而中国人经过了数次大规模的改造，如果不是敌视改造，起码也厌倦和腻烦了。人们普遍对国民性的行动逻辑的拒绝，导致了谈论国民性的动力枯竭。于是，国民性问题的地位变得很尴尬，大家都知道它重要，却又无力甚至不愿深入。

　　破解谈论国民性尴尬局面的招法，在于改变谈论的范围、内容和方法。如果文艺作品仍然占据国民性研究的主战场，凭借意象和决心进行改造的行动逻辑就仍然隐隐在恻。正逢左右为难之际，英格尔斯的《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给我们带来了新视野、新思路和新方法。总体而言，他采用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方法来诊断国民性，国民性的改变不能也不必通过大规模的社会政治改造来实现。英格尔斯给出的“科学”理论，让我们可以在谈论国民性的时候既免除过度的焦虑和操之过急，又逐步探索真实情况并找到步步为营的改进办法。

　　英格尔斯提醒我们不能把国民性和文化等同视之。这种文人钟爱的旷野呼告固然能够语出惊人，却将国民性放错了讨论的地方，所有参与者的思路都将不知不觉被引向歧途。如果我们的国民性和传统文化紧紧捆绑在一起，那么，我们是狂飙突进地改造文化以实现国民性的更新进而实现国家的强盛，做一个数典忘祖的无根民族，还是顽固不化地拒绝文化更新无奈地留下国民性当中的劣根性，在孱弱和愚昧中永远沉沦下去？文化决定论最后导致的局面只会是激进派和顽固派的二元对决，激进派胜利了，传统文化将遭受灭顶之灾；顽固派胜利了，国家与国民的现代化进程都将停滞。更糟糕的是，激进派和顽固派共享了同一种思维方式，他们的行为会在不同的社会政治情势下互换，结果传统文化也饱受摧残，现代化也似乎总是充满了无穷无尽的文化障碍。

　　把抽象的国民性还原为具体的人格

　　国民性并非文化，而是一种文化中大多数成年人相对稳定的人格特征和模式。不错，文化当然会影响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人格形成，但人格的形成是一个复杂多变的过程，决不会是一个直接投射的划一结果。就像孔子讲礼，有颜回这样笃行克己复礼的好学生，但同为入室弟子的宰我不守三年丧礼也同样心安理得。颜回和宰我的人格能够完全归功或归咎于孔子的礼吗？文化是大背景，人格有独立性。改变大背景，人格未必立即随之改变。就像鲁迅在《药》里面刻画的，对于那些以革命者鲜血去做人血馒头治病的迷信者，清朝还是民国并没有什么差别。

　　老话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很多时候，大多数国民的人格改变的步伐，不仅比政权变换的速度慢，甚至比文化的更新还要慢。包括鲁迅在内，众多的国民性剖析者都是在自觉地剖析国人的人格特征，但问题在于绝大多数国人的人格处于日用而不自知的状态，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知识去剖析自己，更重要的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勇气去剖析自己。而且，剖析清楚了又怎么样，有足够的意志力改变自己吗？有意志力又怎么样，有足够的韧性去面对身边大多数依旧故我的人们吗？所以鲁迅感慨自己是在黑暗的铁屋中呐喊。新文化、新知识、勇气、意志、韧性都是改变自我不可或缺的，那么，光追究文化的问题显然就太过简单了，也容易失之急躁，看来研究国民性得讲点儿心理学。

　　英格尔斯的另一个提醒也很有启发：在大型社会当中，稳定的多数成年人的人格特征和模式不止一种！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社会事实，但我们以往谈到国民性的时候却对它视而不见。想想也是，传统中国不仅有饱读诗书的谦谦君子，也有勤劳朴实的普通农夫，哪会都是读书人或者都是农夫呢！虽然无法通过统计的方法证实，但鲁迅年代的闰土、祥林嫂、孔乙己、阿Q恐怕都不是少数，正是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身边的人像他们，甚至自己就是其中一种，这些文学形象才会如此深入人心。实际上，在鲁迅笔下，国民性——哪怕国民的劣根性——也不是铁板一块。

　　不要轻言改造国民性

　　国民性既然不是一个单一人格，那么，还有国民性吗？恐怕还是有的，但问题就变了。去发掘这个社会中许许多多的普遍人格，然后再发现他们之间的联系，结果不但不会使我们觉得中国人像美国人，反而会更加突出中国人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往往是好坏相杂的，我们做不到只要好的不要坏的，那是天真的一厢情愿。确实，祥林嫂跟孔乙己不一样，但他们之间有丰富而独特的中国式联系，搞清楚他们之间的联系之后，我们决不会认为伺候斯嘉丽的黑嬷嬷和祥林嫂的关系比孔乙己更加密切。在多重普遍人格之间建立起一个联系丰富的网络，才更便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我们的国民性。这样一来，我们就不敢轻言改造，而只能去想春风化雨的办法。

　　中国不仅大，而且飞速地现代化。现代社会急剧复杂化，发展速度惊人，人与人之间的分化越来越厉害，具有数量意义上普遍性的人格类型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的科学研究来勘察国民性就越来越显得必要。托克维尔可算研究国民性的高手，无论他在《论美国的民主》当中对美国国民性的刻画，还是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当中对法国国民性的观察，都可谓入木三分，被奉为经典。

　　但观察而后描述的方法到了现在恐怕已经不够用了，它没有办法保证科学所需的普遍性。所以调查统计的办法势在必行。有人质疑，你能把所有中国人都调查一遍吗？这个问题社会学已经有比较好的解决办法，简单来说，你要知道一锅汤的滋味，并不需要把它全喝了，只要舀一勺尝尝便知，关键在于那把勺子——社会学就是那把帮我们尝到国民性滋味的勺子。

　　这里说科学地谈论国民性，决不意味着我们普通人不是社会科学家就没有资格谈论，也不是说文学作品从此就不再对国民性发言了，而是说社会科学家们要更努力地为普通人提供谈资。我们当然要谈论国民性，因为它关乎我们和子孙的未来，在整个民族一起谈论的过程中，文学作品应该尽可能地刻画典型人格，社会科学应该尽可能地查清社会事实，前者为我们提供了改变的勇气和意志，后者为我们提供了改变的起点和办法。鲁迅在前者的意义上堪称勇敢的楷模，而英格尔斯在后者的意义上可以成为我们的启蒙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