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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炫:打开蒋介石的精神世界

2013年02月02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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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
作者:黄道炫 陈铁健
版本: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
定价:48.00元

  前不久,著名学者陈铁健与黄道炫师生二人合著的《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从传统思想的形成,儒法兼济和致用之学的吸收,力行哲学的渊源和提出,政治、文化、社会等统治资源的清理,以及信仰和爱欲的分析,展现了蒋介石的精神世界。在本书研究过程中,本书作者之一的黄道炫曾仔细研读台湾“国史馆”的“蒋中正总统档案”(大溪档案),并利用了普林斯顿大学胡佛图书馆公布的蒋介石日记等一手资料。就蒋介石思想资源的形成和清理等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黄道炫。

  ■ 对话

  蒋介石在日记中骂得最多的是他自己

  新京报:蒋介石日记公布后,有人认为,他记录的是他真实的想法,也有人怀疑他是写给别人看的。你认为,他的记录和他的真实想法一致吗?

  黄道炫:有一致的成分。很多人与别人产生利益冲突,产生意见后会放在心里。我们现在经常会说蒋介石爱骂人,但是,蒋会把他这个意见写出来,他明知道自己的日记会被后世作为评判他的证据,但他还是把他的真实想法说出来,这其实就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地方。

  其实,他骂得最多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每隔一段时间他就骂自己,他不断地反省,不断地批评自己,他批评自己比批评谁都狠。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在反复提醒自己,不要有偏见。不能因为你可能会在某些时候不太喜欢,然后你就刻意贬低他,就是我们一定要尽可能地站在外面。

  新京报:在中国古代社会,君就是君,没有充当师的角色。但是很明显的一点是,革命兴起之后,不管是孙文还是蒋介石,都有君师合一的趋势。你觉得,这主要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

  黄道炫:在传统社会,也有这样一个建构,皇帝可能不一定去直接承担“师”的角色,从汉朝以后,他会和孔子、儒家的一个连通去作为一个象征品。应该说,曾经有过一些皇帝试图去做直接的解释者,但是这确实不是一个主流的现象,但是,他们通过和孔子的连接去充当这样一个角色的还是有的。

  对于孙中山,我想革命党兴盛以后,应该是有一个变化,主要还是企图重新去构造一个思想体系。因为孙中山有三民主义这样一个构造,他一方面承接中国传统思想,即孔孟之道;另一方面,他其实和西方思想融合是很明显的。

  但是,蒋没有很明确地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但他也是通过尝试,去做三民主义与孔孟之道之间的连接者、尝试者和执行者,他和传统的君主是一样的——他要那么刻苦地去修,他完全要靠个人的人格教化和自身修为去影响全国,这确实是比较艰难的一个事情。

  思想有西方构架,但以传统为中心

  新京报:从你对蒋介石思想资源的梳理,我感觉他有特别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这和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一直失败有直接关系吗?

  黄道炫:对,这种情绪非常明显。我们现在回头看的话,不太会理解这一点。我们对近代史的构建,就是中国百年来受屈辱,蒋明显是接受了这样一个说法。蒋的思想资源虽然是三民主义,虽然有西方的构架,但是蒋本人是以传统为中心。所以,他对孙中山西方化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很感冒、很接纳的。

  新京报:孙文的三民主义曾多次变化,有更多的圆通性。总体我觉得,蒋固守的传统价值过多,圆通性不足,如果从这种思想的传递来看,你觉得蒋从孙文那里吸收了哪些,摒弃了哪些?

  黄道炫:确实,孙中山是不断地变化。他早年的三民主义,是非常的西方化的一个体系。后来,在中国的现实政治环境下,他发现有很多不得不面对的实际问题。但是我想他到最后,孙中山的思想应该还是一个西方化为主旨的这样一个体系,这个核心点没有太大的变化。

  所以,孙中山那一代的国民党人,很多人后来和蒋有距离,很大程度上还是秉持了孙中山的那一套自由和民权观念。这个调整有很多原因。因为一个军政党上台以后,无论是对自己权力的维护,还是对当时中国的现状,它可能都会倾向于做一些控制性的手段。

  他不贪钱,但是他会用钱去收买人

  新京报:蒋介石力行哲学的一个提出,既有他的现实需求,但是你也强调,他是用中国传统思想来对抗西方思想,为什么?

  黄道炫:作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在当年那样一个被长期灌输中国落后的时代,他觉得我们中国的思想已经被西方所熔化,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他需要去做那样一些工作,从他的角度来说,也确实是有可以理解的地方,而且在当年的中国,对西方思想的理解,也非常的复杂。当时,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有德意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是平行的。

  蒋内心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就是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四维八德那些,始终是他的核心精神。他在实际的运用中很注意融通--这倒是要非常强调的一点。他对于近代思想在现实当中的使用是很注意的。只要对于这个社会和国家有利,他不会强行地去抵制。而且他有一个很明显的专家治国方针——对于具体的治国方略,他会听那些专家的,他不会过多干预。如果完全排斥西方,他不可能加入基督教。

  新京报:在蒋介石加入基督教之前和之后,有没有一个比较大的分野?

  黄道炫:没有看到太大的变化。这恐怕还是蒋对灵性的追求。他早年对佛教很有兴趣,因为佛教在中国的世俗化,可能还不能够满足蒋对灵性、对精神的探求,所以最终选择了基督教。

  新京报:王阳明有一句话,“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在杨天石先生《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中谈到,蒋介石记克制不了色欲,放纵了之后他又往往自我谴责,这种天人交战的情形特别的明显。那么,在蒋介石身上,哪些方面是“天”胜了,哪些方面是人胜了?当然,这可能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

  黄道炫:这个确实是非常难以说清楚的话题,天人交战的结果,我们只能从表现来说,在色欲方面,他后来不像早年那么去放纵自己,基本上就控制住了。

  我们可能会说他爱惜羽毛,他不贪钱,但是他会用钱收买人,这在他日记里面也说得很清楚。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有那么多的政敌。政治人物的成败,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 片段阅读

  蒋介石的信仰

  蒋介石出生于中国传统家庭,祖父蒋斯千、母亲王采玉都是虔诚的佛家信徒,溪口的雪窦寺又是佛教名刹,南宋被敕为“五山十刹”之一,明代进入“天下禅宗十刹五院”之列。自幼浸润于浓重的佛教氛围中,中年以前,蒋对佛家体认显然较其他宗教为深。他曾在《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一文中写道:“先妣于楞严、维摩、金刚、观音诸经,皆能背诵注释,尤复深明宗派。中正回里时,先妣必为之谆谆讲解,教授精详。近年来中正尝治宋儒性理家言,而略究于佛学者,实先妣之所感化也。”

  在蒋介石早年的日记中,可以看到求佛拜佛的记载。1920年8月,蒋介石做股票,投资不利,因此在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五时后起床,供佛许愿。” 次年3月,“随母王太夫人上普陀山,施千僧斋,参观新衲受戒式,病其仪法繁酷,慨然有改革佛教之志”。上世纪20年代,蒋介石常有读佛经的记载,有时甚至会有出家之想:

  1922年9月9日 出寺门步幽,作解脱尘缘之想。

  1923年2月3日 看心经,甚觉虚空之理不误也,以后拟多看佛经。

  1928年2月26日 余与三妹尝谈,余终久必为僧也。

  蒋介石与佛林中人过往,值得一记者为太虚。太虚(1889-1947),浙江海宁人,人生佛学的主要倡导者。1927年蒋第一次下野时,太虚在佛林已著有声望。因黄郛之推荐,蒋介石邀约太虚到溪口相见。9月8日,蒋介石记载:“太虚和尚应召而来,拟于雪窦相见。”10日,是为中秋,蒋介石日记中记下该日行止:“复函及致果夫书,送客后往千丈岩下重游,查看仰止桥及中山菴地址,与太虚同行,以诗赠予。下午回慈菴休息,即到乐亭,太虚、礼卿亦来。……党国全为伪君子所误矣。晚在乐亭过中秋赏月,太虚为余讲心经。”

  1928年上半年,蒋和太虚两次见面。3月3日,日记简单记下两人的第一次会面:“到灵隐午餐,与太虚谈话。”太虚则回忆了两次见面的状况:“17年春间,蒋公莅杭访余于灵隐寺,同摄影多帧,蒋公订出洋前再一晤谈……6月初,蒋公暂由北伐前线返京……谒于总司令部,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亦出相见。蒋公数日后,又招游汤山。旋再出发前线,派张副官长送余旅京费300元,余移捐作中国佛学会筹备处的经费。” 不到一年时间,蒋介石与太虚三次见面,可见其当时对佛门态度。此后,随着蒋介石与基督教关系日深,对佛教和太虚才慢慢变得疏远。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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