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炫：打开蒋介石的精神世界

　　前不久，著名学者陈铁健与黄道炫师生二人合著的《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从传统思想的形成，儒法兼济和致用之学的吸收，力行哲学的渊源和提出，政治、文化、社会等统治资源的清理，以及信仰和爱欲的分析，展现了蒋介石的精神世界。在本书研究过程中，本书作者之一的黄道炫曾仔细研读台湾“国史馆”的“蒋中正总统档案”(大溪档案)，并利用了普林斯顿大学胡佛图书馆公布的蒋介石日记等一手资料。就蒋介石思想资源的形成和清理等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黄道炫。

　　■ 对话

　　蒋介石在日记中骂得最多的是他自己

　　新京报：蒋介石日记公布后，有人认为，他记录的是他真实的想法，也有人怀疑他是写给别人看的。你认为，他的记录和他的真实想法一致吗？

　　黄道炫：有一致的成分。很多人与别人产生利益冲突，产生意见后会放在心里。我们现在经常会说蒋介石爱骂人，但是，蒋会把他这个意见写出来，他明知道自己的日记会被后世作为评判他的证据，但他还是把他的真实想法说出来，这其实就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地方。

　　其实，他骂得最多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每隔一段时间他就骂自己，他不断地反省，不断地批评自己，他批评自己比批评谁都狠。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在反复提醒自己，不要有偏见。不能因为你可能会在某些时候不太喜欢，然后你就刻意贬低他，就是我们一定要尽可能地站在外面。

　　新京报：在中国古代社会，君就是君，没有充当师的角色。但是很明显的一点是，革命兴起之后，不管是孙文还是蒋介石，都有君师合一的趋势。你觉得，这主要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

　　黄道炫：在传统社会，也有这样一个建构，皇帝可能不一定去直接承担“师”的角色，从汉朝以后，他会和孔子、儒家的一个连通去作为一个象征品。应该说，曾经有过一些皇帝试图去做直接的解释者，但是这确实不是一个主流的现象，但是，他们通过和孔子的连接去充当这样一个角色的还是有的。

　　对于孙中山，我想革命党兴盛以后，应该是有一个变化，主要还是企图重新去构造一个思想体系。因为孙中山有三民主义这样一个构造，他一方面承接中国传统思想，即孔孟之道；另一方面，他其实和西方思想融合是很明显的。

　　但是，蒋没有很明确地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但他也是通过尝试，去做三民主义与孔孟之道之间的连接者、尝试者和执行者，他和传统的君主是一样的——他要那么刻苦地去修，他完全要靠个人的人格教化和自身修为去影响全国，这确实是比较艰难的一个事情。

　　思想有西方构架，但以传统为中心

　　新京报：从你对蒋介石思想资源的梳理，我感觉他有特别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这和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一直失败有直接关系吗？

　　黄道炫：对，这种情绪非常明显。我们现在回头看的话，不太会理解这一点。我们对近代史的构建，就是中国百年来受屈辱，蒋明显是接受了这样一个说法。蒋的思想资源虽然是三民主义，虽然有西方的构架，但是蒋本人是以传统为中心。所以，他对孙中山西方化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很感冒、很接纳的。

　　新京报：孙文的三民主义曾多次变化，有更多的圆通性。总体我觉得，蒋固守的传统价值过多，圆通性不足，如果从这种思想的传递来看，你觉得蒋从孙文那里吸收了哪些，摒弃了哪些？

　　黄道炫：确实，孙中山是不断地变化。他早年的三民主义，是非常的西方化的一个体系。后来，在中国的现实政治环境下，他发现有很多不得不面对的实际问题。但是我想他到最后，孙中山的思想应该还是一个西方化为主旨的这样一个体系，这个核心点没有太大的变化。

　　所以，孙中山那一代的国民党人，很多人后来和蒋有距离，很大程度上还是秉持了孙中山的那一套自由和民权观念。这个调整有很多原因。因为一个军政党上台以后，无论是对自己权力的维护，还是对当时中国的现状，它可能都会倾向于做一些控制性的手段。

　　他不贪钱，但是他会用钱去收买人

　　新京报：蒋介石力行哲学的一个提出，既有他的现实需求，但是你也强调，他是用中国传统思想来对抗西方思想，为什么？

　　黄道炫：作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在当年那样一个被长期灌输中国落后的时代，他觉得我们中国的思想已经被西方所熔化，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他需要去做那样一些工作，从他的角度来说，也确实是有可以理解的地方，而且在当年的中国，对西方思想的理解，也非常的复杂。当时，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有德意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是平行的。

　　蒋内心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就是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四维八德那些，始终是他的核心精神。他在实际的运用中很注意融通--这倒是要非常强调的一点。他对于近代思想在现实当中的使用是很注意的。只要对于这个社会和国家有利，他不会强行地去抵制。而且他有一个很明显的专家治国方针——对于具体的治国方略，他会听那些专家的，他不会过多干预。如果完全排斥西方，他不可能加入基督教。

　　新京报：在蒋介石加入基督教之前和之后，有没有一个比较大的分野？

　　黄道炫：没有看到太大的变化。这恐怕还是蒋对灵性的追求。他早年对佛教很有兴趣，因为佛教在中国的世俗化，可能还不能够满足蒋对灵性、对精神的探求，所以最终选择了基督教。

　　新京报：王阳明有一句话，“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在杨天石先生《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中谈到，蒋介石记克制不了色欲，放纵了之后他又往往自我谴责，这种天人交战的情形特别的明显。那么，在蒋介石身上，哪些方面是“天”胜了，哪些方面是人胜了？当然，这可能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

　　黄道炫：这个确实是非常难以说清楚的话题，天人交战的结果，我们只能从表现来说，在色欲方面，他后来不像早年那么去放纵自己，基本上就控制住了。

　　我们可能会说他爱惜羽毛，他不贪钱，但是他会用钱收买人，这在他日记里面也说得很清楚。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有那么多的政敌。政治人物的成败，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 片段阅读

　　蒋介石的信仰

　　蒋介石出生于中国传统家庭，祖父蒋斯千、母亲王采玉都是虔诚的佛家信徒，溪口的雪窦寺又是佛教名刹，南宋被敕为“五山十刹”之一，明代进入“天下禅宗十刹五院”之列。自幼浸润于浓重的佛教氛围中，中年以前，蒋对佛家体认显然较其他宗教为深。他曾在《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一文中写道：“先妣于楞严、维摩、金刚、观音诸经，皆能背诵注释，尤复深明宗派。中正回里时，先妣必为之谆谆讲解，教授精详。近年来中正尝治宋儒性理家言，而略究于佛学者，实先妣之所感化也。”

　　在蒋介石早年的日记中，可以看到求佛拜佛的记载。1920年8月，蒋介石做股票，投资不利，因此在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五时后起床，供佛许愿。” 次年3月，“随母王太夫人上普陀山，施千僧斋，参观新衲受戒式，病其仪法繁酷，慨然有改革佛教之志”。上世纪20年代，蒋介石常有读佛经的记载，有时甚至会有出家之想：

　　1922年9月9日 出寺门步幽，作解脱尘缘之想。

　　1923年2月3日 看心经，甚觉虚空之理不误也，以后拟多看佛经。

　　1928年2月26日 余与三妹尝谈，余终久必为僧也。

　　蒋介石与佛林中人过往，值得一记者为太虚。太虚（1889-1947），浙江海宁人，人生佛学的主要倡导者。1927年蒋第一次下野时，太虚在佛林已著有声望。因黄郛之推荐，蒋介石邀约太虚到溪口相见。9月8日，蒋介石记载：“太虚和尚应召而来，拟于雪窦相见。”10日，是为中秋，蒋介石日记中记下该日行止：“复函及致果夫书，送客后往千丈岩下重游，查看仰止桥及中山菴地址，与太虚同行，以诗赠予。下午回慈菴休息，即到乐亭，太虚、礼卿亦来。……党国全为伪君子所误矣。晚在乐亭过中秋赏月，太虚为余讲心经。”

　　1928年上半年，蒋和太虚两次见面。3月3日，日记简单记下两人的第一次会面：“到灵隐午餐，与太虚谈话。”太虚则回忆了两次见面的状况：“17年春间，蒋公莅杭访余于灵隐寺，同摄影多帧，蒋公订出洋前再一晤谈……6月初，蒋公暂由北伐前线返京……谒于总司令部，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亦出相见。蒋公数日后，又招游汤山。旋再出发前线，派张副官长送余旅京费300元，余移捐作中国佛学会筹备处的经费。” 不到一年时间，蒋介石与太虚三次见面，可见其当时对佛门态度。此后，随着蒋介石与基督教关系日深，对佛教和太虚才慢慢变得疏远。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