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呼吸”成为最大问题

　　2006年，家住浙江台州黄岩区上郑乡干坑村的付家老三付学朋在城里打工，遇车祸高位截瘫。因重症监护室费用昂贵，2008年，付学朋出院，但他不能自主呼吸，也买不起几十万元的呼吸机。

　　医生便教了付家夫妇一个笨办法：按压简易呼吸器。这个方法一用就是七年。

　　七年了，母亲王兰芹和父亲付敏足终于睡了一个踏实觉。

　　我能想象2013年1月30日的这个夜晚，既没有电机的轰鸣声，也不用频繁起床。更重要的是，夫妻俩心里知道，儿子很好。

　　说实话，这个选题，当初我最初并不想做，太悲情了。

　　记得1月26日，一个为选题发愁的夜晚。编辑发来一条新闻：父母手捏呼吸球为儿子续命5年。看我犹豫，编辑说，呼吸机是个好意象，做吧。

　　我联系了采写这条新闻的新华社记者王俊禄。“很打动人的！”他似乎听出我的犹豫，再三强调。

　　第二天下午，我从台州路桥机场走出来。一群出租车师傅围上前，一听说要去“黄岩区上郑乡干坑村”，个个直呼太远，“小妹，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山路十八弯？！”谈好了车出发。路上聊起来，师傅正是那里人。

　　两小时车程，一多半在盘山。当天色完全黑了，我心下开始发毛，王俊禄对我说过，那地方在山里，多深的山，他可没说。

　　绕过小路，问过老乡，我终于到达。

　　后悔当初的“判断”

　　木质结构的房子，呼呼漏风。屋顶上糊着塑料布，拉着电线，一盏节能灯白亮晃眼。置身这样的场景中，我几乎说不出话来了，我为此前对这新闻的判断而惭愧。

　　四下一片漆黑，路两边，一边是山，一边是坡。坡上传来疯狂的犬吠，我硬着头皮踩着石阶往上爬，深一脚浅一脚。按照老乡的说法，付敏足家就在上面。

　　门推开，一屋子人。我顾不上跟人打招呼，先四下张望起来。木质结构的房子，呼呼漏风。屋顶上糊着塑料布，拉着电线，一盏节能灯白亮晃眼。

　　屋正中是张大床，躺着一个人，让被子遮了身体，让帽子遮了头，露出半张浮肿却难掩青春和端正的面孔。

　　不用说，他就是付家的儿子，付学朋。床头盘脚坐着一位妇女，手里捏着一个塑胶球。捏一下，“噗”一声，床上的人再跟着“呃”一声。

　　看妇女专注、熟练的模样，应该是付学朋的母亲王兰芹。我盯着看，那塑胶球上有导管，直连到付学朋的脖子上。由于不能自主呼吸，他的气管被从外面切开了。

　　事实上，王兰芹正在用手中的塑胶球，维持着儿子的生命，捏一下，就是一口呼吸。

　　付学朋的父亲付敏足从里间走出来。那是一张最典型的中国底层农民的脸，被劳作和时间割出一道道皱纹，双眼已经有些浑浊，偶尔闪着哀苦的神色，然后又恢复木然。

　　之前报道里提到的那台自制的呼吸机——不过是床边一台电机，接上变速器和连杆，推动着挂在墙上的呼吸球。

　　置身这样的场景中，我几乎说不出话来了，我为此前对这新闻的判断而惭愧。有两个记者在床边站着，一个咔嚓咔嚓地拍照，一个在问王兰芹问题。还有几个看不出身份的，经过介绍才知道，有乡长，有亲戚。聊了几句，王兰芹热情地问我，是不是一早打过电话，声音听着像。这一句话我没听懂，她的方言太重，全靠站在旁边的一位女孩翻译。

　　女孩是付学朋的堂姐付海燕。他们一起读书，一起长大，连家里的房子，也挨在一块儿。

　　围炉夜话“呼吸机”

　　这个时代极端的悲和深沉的爱都浓缩在一台自制的呼吸机上，农民的贫病，医疗的困局，政府的缺位……一连串的悲剧和一对最坚韧的父母，都在这靠手捏、电机挤来维持的一口口呼吸之中。

　　付海燕在外打工，能说普通话。我寻着宝贝一般，趁人多，赶紧把她拉走。

　　我跟她在火盆边坐下，付学朋的故事，被她流水一样倒出来。一会儿付学朋的舅舅也来加入，当真是围炉夜话。

　　就此得知故事的大概面貌：2006年，勤劳孝顺的付家老三付学朋在城里打工，遇车祸高位截瘫。2008年，付家再也支付不起重症监护室的费用，付学朋出院。但他不能自主呼吸，付家也买不起几十万元的呼吸机，医生便教了付家夫妇一个笨办法：按压简易呼吸器。

　　这种简易呼吸器呈球状，一端有气管连接到喉管，全靠不停捏动才能帮助呼吸，原本用于应急救护。然而，付敏足和王兰芹硬是将它变成了一台永不停歇的生命启动器。

　　“这个是能救命的球，那时候一家人什么都不做了，轮流捏球。”舅舅王六兵对我说。付家夫妇和两个女儿每天轮流为付学朋挤压呼吸器。此外，还需要给他喂食、翻身、吸痰、倒尿袋。

　　这场漫长的接力，昼夜无休，整整坚持了7个月。直到付学朋的姐夫用电机做了一台“电动呼吸机”，才把最起码的睡眠还给付家人。

　　此外，付家已经花了110多万元，其中48万是撞人一方出的。据说付家的律师去找过交通监控录像，却发现唯独事故发生时的那一段“不见了”，执法部门无法查明到底谁闯红灯，法院判决付学朋和轿车司机平均分担过错责任。

　　而付学朋曾说，他最后看到的，是绿灯。

　　我终于明白编辑说的，呼吸机是个好意象。这个时代极端的悲和深沉的爱都浓缩在上面了。农民的贫病，医疗的困局，政府的缺位……一连串的悲剧和一对最坚韧的父母，都在这靠手捏、电机挤来维持的一口口呼吸之中。

　　容易改变的命运难以改变的呼吸

　　付学朋如今已经住进了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用上了一台真正的呼吸机。但是，从台州回到北京，我却一下掉进了雾霾。呼吸，这件活着最平常的事，应当被珍重。

　　乡长来催，记者朋友去乡里住吧，有宾馆。比起农舍，宾馆当然舒服。可是我早决定了，要等着所有人都走了，好好看看这个家的样貌。

　　约摸着快11点了，付家的五间房里，只剩下家人。我坐到付学朋的床边去，和他聊他的专业汽车喷漆，聊新闻。伸手摸了摸他的被子，厚实。又摸了摸褥子，松软。付敏足开启了电动呼吸机，轰隆隆，响声巨大。我差点儿哭了，付家夫妇的床就在儿子边上，这样也能睡？

　　临睡前，王兰芹在厨房当当当地剁春笋，又拿星点腊肉和蒜苗炝了锅，煮了面。当厨房飘出香气时，母亲舀了一大碗问儿子要不要，父亲在床头，手捏着呼吸球。一家人坐下来吃夜宵，付学朋的小外甥把面条吮得呼呼响。我加进去聊着，端着面碗，心里特别安宁。

　　这场面像是一幅年画，一家人，一个也不能少。

　　第二天付家杀猪，卖猪腿，也款待亲朋好友和山外来客。大大小小的摄像机、照相机对着这热闹的场面，我从院子绕到付学朋屋里，他正在电机的轰鸣中看电视。看见我，他友好而害羞地笑了。

　　我问他：“我们来你反感吗？”他吃力地扭过头，看着我，认真地答：“谢谢，你们了。”

　　事实上，几天以来已经有几十家媒体进入这座小小的村落。当他们带着故事走到山外之后，被感动的人们开始加入这场生命的接力。

　　有人送来了钱物，有人找来了医生。如今，付学朋已经住进了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他接受了手术，换上了新的气管插管，还用上了一台真正的呼吸机。连送我上山的师傅都找到我，把车费退掉，他说：“你大老远来，帮助我的家乡人，这钱不能收。”

　　我再三解释我为工作，并非行善。他懒得和我絮叨，发动车子，一脚油门，把几张钞票丢出窗外，便驶入夜色。

　　趴在宾馆里写稿时，心情很紧张。我怕我写不出呼吸机的意象，编辑便跟我说，你只要老老实实，还原这个故事。

　　从台州回到北京，一下掉进了雾霾。呼吸，这件活着最平常的事，应当被珍重。

　　我想起王兰芹脸上的慈爱和付敏足变形的双手，想起轰鸣的电动呼吸机，想起深陷在病榻里却努力对我微笑的付学朋，我想我没有理由不好好活下去。尽管活着，真的不易。

　　□秦珍子（《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记者，1月30日发表《生命不能承受的呼吸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