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在进取与忧思之间的媒体

　　对于中国媒体人来说，2012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当然，或许每一年在新闻史上都别具一格。但是2012年较之2002年，较之1992年，甚至更早，都有巨大的差异。在这一年中，新闻以多重面貌并存于中国的舆论环境中，相互引证又互相澄清。中国媒体人在这一年里几乎书写下了当代中国最复杂的图景。

　　当然，用隔断和撕裂的方式，去独立看待一年的中国媒体，似乎有些苍白。但是2012年的中国舆论环境，实在有太多可说的故事可以从头说起，延续至今，乃至影响未来一段时间。

　　在复杂的中国持续进取

　　每一次中国政治的接力年，都让中国媒体获得了空前的报道选题。在追逐这些选题的过程中，中国媒体人实际上也在引导中国公众，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和周围的每一个人。

　　如果我们没有被这一年繁杂的新闻破坏记忆力，我们记得2012年的第一次舆论热潮，几乎出现在春节刚过的2月6日，重庆市原公安局长王立军进入成都美国总领馆，这一消息从微博曝光之后，平面、广播、电视媒体全面跟进，重庆官方不得不进行回应。2012年的新闻大幕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故事中慢慢开启的。

　　“政治年”的进取报道

　　应当说，2012年本来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是近年来中国发展的重要历史节点，而在金融危机触底的时候中国又面对一系列的新命题，新挑战，甚至是新危机。如果认真看待2012年上半年的经济数字，经济学家很难对这组数字产生乐观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进取心代表着社会的进取心。2012年的中国媒体，用政治报道、经济报道的进取心，去完成他们该尽的历史使命。

　　“危机年”的责任报道

　　2012年，又是一个危机频发的年代。有三种危机在这一年的出现，给中国的媒体进取心写下了新的注脚。一是民生危机，以4月份的毒胶囊事件，下半年的白酒塑化剂风波为例。中国媒体其实已经非常熟练于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的报道，但是却无法冷眼看待愈演愈烈的食品药品危机。二是地方建设危机的积累和恶化。在7月份的四川什邡群体性事件、8月份的江苏启东群体性事件、10月份的宁波PX项目风波。这些建设项目的共同点是事先不进行有效沟通，或许还有一些沟通方面的硬伤，从而引发大规模群众聚集抗议。

　　“外交年”的理性报道

　　第三是领海危机的发酵和热议，我们都记得4月份开始的中菲黄岩岛对峙，9月份到达高潮的日本企图购买钓鱼岛事件。在一个国家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周边无疑是最早最直接感受到这种发展的，也是最有可能产生摩擦或者分歧的。只是这种摩擦和分歧来得这么集中，确实让国人有些群情激奋。

　　外交议题在这一年的报道，远远多过我们对于他国新闻的热情和关注。尽管叙利亚的硝烟还在继续、欧盟的债务危机还在发酵、甚至美国、日本、韩国都选出了新总统，但是捍卫钓鱼岛、黄岩岛的坚决声音，也让媒体人不放过日本或者菲律宾甚至美国任何一个与之相关的表态、动作和分析。

　　“接力年”的真实报道

　　危机对于当前中国的意义是多元的。一方面，多重危机挑战地方政府的政策管理水平，迫使各级政府必须偿旧债，弥补旧问题，把解决发展中形成的问题放到执政列表的第一位；另一方面，危机又是社会前进的推动力。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中，没有这些危机的叠加，往往就没有新的管理模式创新，也就无法推动执政者的进步。

　　自下而上的改革倒逼，或多或少伴随着对中国社会的伤害，但是媒体中对于这些改革的讨论和诤言，是我们在2012年听到的亲切的声音。

　　尤其是每一次中国政治的接力年——1992年的小平南巡，2002年的改革讨论——2012年的矛盾多样化，都让中国媒体获得了空前的报道选题。在追逐这些选题的过程中，中国媒体人实际上也在引导中国公众，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和周围的每一个人。新兴的社交媒体，为这些报道提供了大量的选题线索、图片、资源和舆论评价。传统媒体人集中资源，将有效的真实的信息组合成2012年的中国面貌。

　　面对新媒体的忧思和迷失

　　这一年对中国的传统媒体提出了生存问题，而真正应该令人担忧的是，传统媒体的专业精神和职业能力，很大程度上还没有被媒体的老总们真正看做和新媒体差异化竞争的重要工具。

　　“光有进取心是不够的，总还得有点忧患意识”——这是中国媒体人常常给执政者提出的建议，当然对媒体自己也有效。

　　被新媒体撞了一下腰

　　2012年的媒体忧思，几乎多数都存在于社交媒体新技术带来的冲击回响。无论是美国《新闻周刊》的最后一期纸质版，还是德国多家媒体的连续转型，其实这一年都对中国的传统媒体提出了生存问题。传统媒体的进取心在新闻迸发的年代获得了充分的发挥，却在新媒体的大环境中产生了忧思。

　　因此，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主流党报党刊，电视媒体和通讯社的不同部门，相继开辟了自己的微博帐号，在微博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很快都获得了数十万计甚至百万计的粉丝数量，有效传播的空间和平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形式上看，这种变化让稿件有了二次落地的平台，让一些端着说话、平直方正的新闻语态，也在新媒体上被年轻的网络“撞了一下腰”。

　　传统媒体的差异化优势

　　但一方面，光有新媒体的形态远远不足。简单说，新媒体的平台上有两个大的群体，一是普通公众，一是舆论领袖、包括学者、媒体人、政务微博等等，普通公众对于问题的关注，代表了社会的发展动力；而舆论领袖们的回应、解释、互动，则在帮助公众总结社会的发展方向和节奏。只有动力而没有方向节奏的新媒体平台，还不足以支撑今天中国的信息空间和知情权需要。无论是传统媒体的新媒体平台，还是大量的政务微博，都未能从形态真正过渡到新媒体的实质内容中去。倒是“元芳”过渡了、“吊丝”有了共识。不少网民用戏谑嘲讽的方法，来完成了对困惑的解构，也留下了更多的信任命题。

　　另一方面，在这一年里，不少学者、资深媒体人都在讨论一个平面媒体何去何从的问题。其实真正应该令人担忧的是，传统媒体的专业精神和职业能力，很大程度上还没有被媒体的老总们真正看做和新媒体差异化竞争的重要工具。尽管有新媒体的平台，但是毒胶囊新闻的揭露，还是来源于深度电视新闻；尽管有社交媒体的线索，但是重庆故事的抽丝剥茧，还要感谢深度调查的记者们。媒体人的魅力不在于公众发声的时候他们更大声，而在于船员们还在沉默茫然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瞭望和发声。这或许是忧思中的一种迷失。

　　总体上看，2012年是中国社会利益格局外化，利益集团争议凸显的一年。各种新闻的产生，既有客观危机的爆发，也有主观矛盾的体现。媒体人在这一年交上了一份对于中国新闻史合格的答卷，却不知道能否在卷面上批上“优秀”二字。因为所有的“优秀”作业，都是在历史匆匆滑过之后，回过头来才能真正给予评价的。或许我们也在其中，或许我们还正在为之努力。

　　□周庆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