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06:文化新闻·综合
 
前一天  后一天

数字版首页 > 第C06:文化新闻·综合
上一篇  下一篇

柏林影展获奖中国纪录片人讲述自己的影像态度

丛峰:从故乡出走,在乡村记录

2013年02月08日 星期五 新京报
分享:

  【思想者】

  丛峰:诗人、教师、摄影师。199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2005年起开始拍摄纪录片。主要作品有《信仰》《马大夫的诊所》。2009年的柏林电影节获NETPAC奖。

  2000年从都市出走来到甘肃古浪县黄羊川的记录者丛峰,转身回到了家乡北京。与黄羊川结缘的13年间,他曾在那里教书,并与朋友共同建立过乡村图书馆。其后,撇下了诗人教师摄影师身份,他凝视着出没在诊所、村庄、学校里的人们,开始以切实的角度,朴素的影像志围绕着人文和自然生态,记录他们单调生活中的琐碎点滴,审视着一片土地上人的命运、历史和存在的痛苦。始自2005年的“甘肃的意大利”系列《信仰》《马大夫的诊所》《未完成的生活史》(以下简称《生活史》),为他赢得了国内外声誉——《马大夫的诊所》获第59届柏林电影节国际新电影论坛亚洲电影促进奖,丛峰是自《云的南方》导演朱文之后第二个在柏林影展获此奖项的中国人。

  2012年他的《地层1:来客》是一次实验,想尝试不仅使用纪实手段,而且结合剧情甚至实验成分来表达现实,对日常经验进行整合。从乡村出走回到城市的丛峰,发现在快速变化的中国,拆迁、废墟、流逝、消失无处不在,他开始拍摄了城市边缘生存的异乡人,和遥远西部的黄羊川一样。

  关于“甘肃的意大利”

  “我拍摄的是外省生活画卷”

  新京报:当初你为什么选择在甘肃古浪县黄羊川镇,拍摄“甘肃的意大利”系列?

  丛峰:2000年我辞掉工作离开,一直想去西北,机缘巧合就到了这个地方,结识了一帮朋友。这里对我有种本能的吸引。这些人的生活和我的生活之间的差异让我着迷,所以逐渐滋生出拍摄这些人的强烈愿望。“甘肃的意大利”系列的“意大利”部分取自当地的土话,“一搭里”,是“一起”的意思。我把黄羊川这个地方当作中国的一个缩微模型。这里比较封闭,却又不断受外部力量影响,这里的生活也是典型的中国地方生活、外省生活。从《信仰》到《马大夫的诊所》到《未完成的生活史》,对这个地方的情感让我选择去拍它,但同时我想用影像表达最普通、普遍的事物,达到普遍性。从我和黄羊川发生联系已有13年时间了,2005年开始正式去拍摄纪录片,以后也还会继续回那里拍片,“甘肃的意大利”系列还会延续下去。我自己的老家在6岁半就离开了。这里像我的另一个故乡。

  新京报:据说你认为《未完成的生活史》比获奖的《马大夫的诊所》更成熟,因为更纯粹?

  丛峰:我觉得《未完成的生活史》比《马大夫的诊所》(以下简称《马大夫》)更自由,更自觉,更有野心。做《生活史》的时候,对纪录片形式本身的反省,也比做“马大夫”的时候更深一些。《生活史》和我自己在甘肃那里的经验联系更为紧密,是我的一部分。片中的人物大多是我的朋友和前同事,在身份和状态上有很多认同。《生活史》的结构比“马大夫”要复杂得多,也经历了更长的剪辑期。“马大夫”主要依托于一个小的空间,而《生活史》要同时在时间和空间上展开。

  关于影像态度

  最平实的影像才能流传下去

  新京报:59届柏林电影节获奖后,是否对你的下一步拍摄产生了导向影响?

  丛峰:柏林之后,邀请的电影节明显增多了,但仅此而已。那之前我已经在剪辑《未完成的生活史》。获奖当然是大好事,可能有奖金以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更多的尊重,但不会对我拍片的想法和方式产生根本影响。

  参加电影节当然是种非常必要的投机,因为也实在没有什么别的可以投机的。但这是为了改善做影像的条件。影像本身的原则不应该受到奖的影响——大多数得不得奖都只是运气游戏而已,评价影像的标准本来就是相对的。影像应该是艰难的,因为它必须探索,这也是我想强调的“贫乏电影”要做的努力。

  新京报:你曾经是诗人、摄影师、教师、记者,这种身份对你的纪录片拍摄有没有影响?

  丛峰:生产知识的就是知识分子。我出过诗集,也拍过照片,在《国际先驱导报》文化版工作过几年,也因此接触到了很多国外的艺术资讯。但我觉得,这些不是在艺术创作时该强调的。如果说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影像如果真的有价值,能流传下去的,肯定是最平实的内容。

  关于都市

  毁坏的速度远远大于建设

  新京报:《地层1:来客》是你做的一次新尝试,从乡村返回城市边缘,是否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都是一种命运?

  丛峰:我过去几部片子都是在甘肃黄羊川,现在想回到日常环境来做一次尝试。我们习惯关注“别处”,对“周围”却容易视而不见。相比前三部,这一部我想有所突破——回到我生活的环境中来拍摄。我搬到现在的住处已经有三年多,刚到这里时还在剪辑《未完成的生活史》。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居住环境的周边也在发生着剧变:我的胡同口马路对面一块巨大的居民区也成了废墟,开始了拆迁。但是我不想拍一个仅仅关于拆迁的片子——应该有比拆迁这个现象更为本质的东西。身边环境和现实的变化,破坏和逝去,毁坏的速度远大于建设的速度。而且记忆和故乡是难以重建的。这个电影里既有表演成分,也有个人真实回忆,并且希望和真实的废墟结合起来,让人和环境发生关系。

  新京报:你所指人造的地质结构是什么?

  丛峰:这个片子主要是在通州拍的,其中一个地点是一个由建筑垃圾堆成的山丘。紧挨着山脚下就有一个打工子弟小学。山由建筑工地的渣土以及房屋残骸、砖头瓦块等组成。这个山应该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了,有些部分的断面那里,可以看到一层层的瓦砾和土交替覆盖在一起。这不过是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倾倒和堆积的结果,但看上去就像是真正的地层断面一样,它实际上是一种人造的“地质结构”。无论是都市还是农村,人们都能感受到脚下“地层”的动荡。人们的记忆和故乡一样,很容易就变成了渣土。

  新京报记者 刘雅婧

更多详细新闻请浏览新京报网 www.bjnew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