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拆迁要让老乡融入城市”

　　●返乡日期：2月6日 ●返乡地点：辽宁省沈阳市

　　“老邢，你到哪了？我去接你，和你说点儿事，我有点儿想不通。”2月6日，中午12点，火车刚到达沈阳北站，便接到老柳的电话。

　　老柳是我的大学同学，是无话不谈的好兄弟。来京3年，每年只要我回到沈阳，他们都会张罗给我接个风。其实就是大家好久不见，找个借口一起喝酒。

　　但是今天，听他的语气有点急，感觉不太对。所以，我赶紧和他见一面。

　　青年干部下乡搞拆迁

　　我们找了个茶馆，坐定，他点了一壶龙井，陷入沉思……

　　“你离婚了？”我有点急了，认识11年，没见过他这样过，搞得我很不自在。

　　“不是。最近工作上碰到点儿事，我想不通。”他吸了一口烟说。

　　老柳大学毕业直接选调到沈阳市某区做公务员，工作7年，现在已经是正科级，手下带着5个“兵”，算是一个小领导。他性格开朗，为人处世比较圆滑，收入也不错。

　　“我最近下乡了。”他终于打开话匣子……

　　原来，老柳指的下乡，是到沈阳一个城乡接合部地区做征地拆迁的工作。

　　和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一样，沈阳作为东北三省的中心城市，近10年间，城市化的步子越来越大。原来的乡村建造了很多新区，用以满足经济发展所需的土地资源。

　　今年1月，该区选派了10名青年干部到某乡村搞征地拆迁，老柳是其中之一。

　　“这活儿真不好干”

　　“这活儿真不好干。”老柳说，他一个人负责10户的征地拆迁。由于新城项目很快就要上马，给他们的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刚开始，老柳几乎每天都要去老乡家里拜访，去的时候都会带上水果……

　　然而，他的拜访并没有得到乡亲们的热情回应。老柳的感觉是，乡亲们视他们为敌人一般，每次和他们讲征地拆迁的政策，他们基本上不会多听，只会扔下一句话：“俺不懂，你找村长去吧。”

　　“老乡们的反应我个人是理解的，毕竟他们会觉得，我们是要去拆他们的房子。”后来，老柳又通过村长和大家沟通，每天还会例行去走家串门，老乡们看到了他的诚意，终于愿意和他沟通了。

　　让老柳印象深刻的是，10户中有6户，第一天老柳对他们家里土地及附着物、宅基地进行测量。第二天，当他再去看的时候，每家的土地上一夜之间“冒”出来30多棵树苗，宅基地上多出了一间小瓦房。当老柳说这种情况不能认定的时候，乡亲们的态度非常不配合，甚至不让他进家门。

　　一方面是老乡们的不理解，另一方面则是上面要求的拆迁进度。

　　“我就是被夹在中间的那个人。”老柳说，有一次，有一家老乡的补偿问题已经谈完，并付了拆迁款。当拆迁人员准备去拆时，这家的老人突然间反悔，跳上房顶，阻止拆迁。经过了1个多小时的对峙，他实在看不下去了，自己一个人上房顶和老人谈心，谈了1个小时，终于化解了这次事件。

　　让老乡逐渐融入城市

　　老柳说，这一个月是他工作7年最揪心的一段时间，让他很崩溃。拆迁的经历也让他开始思考。

　　“老乡们盖房种树，是为了多拿拆迁款。他们的心情我理解。毕竟他们没了土地，让他们出去打工，这些老人是适应不了的。在补偿时，是不是应该考虑这些隐性成本？”

　　老柳认为，在城市化过程中，拆迁是必须经历的阶段，但是政府不应该只付出拆迁的房屋和土地补偿。最好的办法是，让老乡们上楼的同时，能够在当地给他们安排新的适合他们的工作，让他们逐渐融入城市化的进程中，而不是被甩到城市外。

　　在拆迁过程中，老柳还看到了一个现象。由于老乡们的受教育程度很低，一些青年人拿到了几百万的补偿款后变得“迷失”了。买好车、高消费成了村里年轻人互相攀比的对象，而当他们把补偿款花完了，将一无所有。

　　“那时他们怎么办？大部分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的因素。”老柳说，在拆迁过程中，政府部门应该建立一个类似于心理救助机构，告诉这些青年人这些钱应该怎么去用，才能对他们未来的生活更有利，引导他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你是记者，你得多呼吁呼吁这件事，我就怕现在是城市化了，以后问题会更多。”老柳叹了口气说。

　　新京报记者 邢世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