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下种子，相信儿童

　　儿童就是进步本身。为了改造社会而努力的人，不要控诉也不要哀叹。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把权利交给儿童，承认他们和我们一样独立，并需要尊重。对儿童的塑造，即是参与对未来社会的构建。

　　1900年，瑞典女作家、教育家爱伦·凯在其著作《儿童的世纪》中，构筑了一种希望：未来是幸福而伟大的，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爱伦·凯认为，儿童就是进步本身，她告诫那些为了改造社会而努力的人，不要控诉也不要哀叹，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把权利交给儿童，承认他们和我们一样独立，并需要尊重。实际上，爱伦·凯在书中反复强调、建议的始终是一句话：相信儿童。

　　无独有偶，在一个多世纪后，有些人怀着同样的相信，给中国孩子写了一套“新童年启蒙书”，其中包括郭初阳的《大人为什么要开会》、蔡朝阳的《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东西买回家》、常立的《从前，有一个点》和蒋瑞龙的《我是中国人》。四位作者想以此和我们的孩子谈谈规则意识、财富意识、生命意识与民族意识。

　　四位作者的身上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郭初阳、蔡朝阳、蒋瑞龙3人是中学语文老师，常立是大学老师。在常立看来，愿意成为教育者，一定是因为相信孩子可以通过教育成为更完善的个体，相信这种蕴含在孩子身上的可能性。

　　学者傅国涌在这套书的序言中写道：“我敢说，有幸与这些读物相遇的孩子是有福的，你们将在这里打开一扇门，一扇更辽阔的通往文明世界的门，你们的人生也因此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正是如此，常立说，他们希望能够播撒一些可能性的种子，他们想做播撒种子的人。

　　第一颗种子 运用规则获得自由

　　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名叫《我选我》。因为原先的劳动委员转学，班上开班会想选出新的干部，“选谁呢？教室里静悄悄的，大家都在想。突然，王宁站起了说：‘我选我。’”。之后，王宁列出自己的选举优势：他和之前的劳动委员是好朋友，他会和他一样热爱劳动，关心集体。会议以“教室里响起了一片掌声”结束。

　　看到这篇课文的时候，郭初阳吃了一惊。“这篇课文我小时也学过，印象特别深，过了这么多年了，课文竟然还在那里，一点变化都没有。”郭初阳觉得课文的结尾特别有意味，基本上塑造了我们对于开会的刻板印象，“你只要做一个自我推荐，大家就都会同意，然后在亲切友好的氛围中，大会便成了成功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郭初阳认为这完全代表了现实语境的儿童版和微缩版，在其中看不到任何程序正义与现实问题的解决，“这样的文本居然还留在我们的课本中，很有一种紧张感。”于是，他动笔写下了《大人们为什么要开会》。在这本小书中，小学生阿当经历了从对开会一无所知到熟悉、推崇的过程，逐渐明白了如何通过开会，更好地与人相处、做出决定。

　　其实，我们对于“开会”知识的匮乏，早在百年之前，孙中山就曾有过感慨：“夫议事之学，西人童而习之，至中学程度，则已成为第二之天性矣，所以西人合群团体致力，常超吾人之上也。”郭初阳认为，关于议事规则，虽然在文明发达的国家已经属于常识，但在我们的教育中还是缺失的，“所以我们要尽力地来谈论它，这样我们的下一代就能够知道应该如何操作。”

　　一个词语被提出之后，就会发光，把周围照亮。“如果孩子了解什么是议事规则，就会知道领导在上面发言，大家下面鼓掌通过的会议，是不能忍受的。”郭初阳说。

　　《大人们为什么要开会》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做“运用规则获得自由”。“这一点非常重要，什么叫做自由？《圣经》里说‘我自由而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郭初阳认为只有孩子了解规则，知道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该做，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就像歌德的诗：‘受限制，大家始显身手；有规律，吾济方得自由。’”

　　童蓓蓓是《读写月报新教育》的前任编辑、中学语文教师，2008年她和郭初阳、蔡朝阳、蒋瑞龙等人成立“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母亲和母爱”专题研究小组，分析、批评小学教材中所传达出的偏颇的价值观。多年的教学经验，让她发现孩子并不抗拒规则，“相反，没有规则孩子才会茫然，所有调查里孩子对老师最大的不满是老师的偏心，不公正。”蔡朝阳则认为教育的核心，应该告诉孩子自由是需要习得的。

　　对于自己埋下的种子，能够如何成长，郭初阳只有一个很朴素的愿望，“我希望孩子读完这本书之后，可以知道该如何选出一个班干部，知道需要有人来提名、需要有竞选的演说、需要有合理的投票表决、如何统计等等。”他认为如果孩子们都能成为议事规则的专家，就会知道如何用规则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获得他人的尊重，“他们会知道如果选地方长官，不是一堆人乱哄哄地在广场上，热血沸腾，却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他们会去除因无知而带来的狂热。”

　　第二颗种子 成为理性经济人

　　蔡从从上小学之前，有一次，爸爸蔡朝阳带他去吃必胜客，途中经过一个玩具柜台，蔡从从看中了一辆奔驰车模型，便哭闹着想要买下来，但蔡朝阳没有买给他。

　　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好几次，促使蔡朝阳想和自己的孩子谈谈关于钱的问题。在《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东西买回家》中，蔡朝阳对“菜虫”讲述了一些简单有趣的经济学常识，其中包括钱从哪里来，工作是什么，假如你有一笔钱会用来做什么，勤劳就能致富吗，赚足够的钱好还是赚喜欢的钱好等一系列问题。

　　蔡朝阳希望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所以，在回答为什么不能将奔驰车模型买回家的时候，“虫爸”耐心讲了的六个道理中，有一个是“家里已经有很多玩具了，并且这些车你都很喜欢。你如果又新买了车车，你是不是就不爱你的旧车车了呢？如果真的是这样，你以前的旧车车会感到不公平，会伤心的。”

　　实际上，书写这些有趣的回答，不仅因为“菜虫”的行为引发了蔡朝阳的灵感，而是蔡朝阳本身对于社会的理解、思考也在发生变化。

　　蔡朝阳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读经济学带给我最大的影响，大概是推动我从文学青年实现转向。”在第一次接触到杨小凯的《百年中国经济学史笔记》之后，他意识到经济学在推进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

　　“我本来是文学青年，文学青年评价世界的方式是诉诸情感的，可情感本身不解决任何问题。但经济学不同，它会非常具体现实地告诉你，一个问题是如何发生的，到具体的情境当中去分析具体的事情，培养人理性、冷静、客观的态度。”

　　蔡朝阳说在接触经济学之后，他也开始更好地体会何为公民及公民教育，“刚当语文老师的时候，我甚至都不算语文老师，而只能说是文学老师，因为我对语文的理解就是文学的层面，甚至文学都是很狭隘的，比如我对英美文学比较了解，对东欧、日本文学可能就不太了解。”

　　但现在蔡朝阳会告诉学生，你可以不成为一个诗人，但一定要成为公民。“我不再认为作文写得好的孩子就是好学生，我希望孩子有自足自立的理性，可以对一些具体的事物，通过日常经验出发来判断，在尊重规则的情况下获得自立并互利，成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而在所有公民的权利中，蔡朝阳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经济权。他写这本书，也是想培养儿童“理性经济人”的意识，“学会用自己的理性推动经济行为，从而使自己获利。这样，我们就能不依附于体制，而成为一个自由的个体。这正是胡适说的那句话，‘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

　　“以前我可能觉得中国需要一场文化上的启蒙，但现在觉得成为理性经济人更重要，这是一个现代人的起点，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明白这一点。”

　　第三颗种子 在真与美中培养对世界的好奇心

　　从前，有一个捕鸟机，他每天都捕鸟，风雨无阻，兢兢业业。直到有一天他捕到了一只小夜莺，夜莺的歌声似乎让他回到了童年。之后，夜莺被交给收鸟处后，捕鸟机开始思考：“我每天都在做什么呢？装饵、捕鸟、装饵、捕鸟……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于是，捕鸟机决定踏上旅程，去解救小夜莺。一路上，捕鸟机遇到和他一样对自己感到茫然的陷阱、投石机、乐弓等等，最终他们一起努力救出了小夜莺，也找到了自己。

　　捕鸟机是常立的《从前，有一个点》的一则童话——《爱上夜莺的捕鸟机——机器人的秘密》的主人公。实际上，在这本小小的童话集里，有一些人物像捕鸟机这样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最后克服困难，成为更为独立的个体。常立觉得，捕鸟机在爱上夜莺之前，整天忙忙碌碌的，很像应试教育下的孩子在应付学习一样，并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为了什么，但随着故事的进展，他一步步找到了自我，“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并持续做下去，我希望孩子能成长为这样的人。”

　　而这本童话集的另一目的是告诉孩子“事物的起源与秘密”。常立的儿子常笑今年5岁半，他常常会问一些问题，“凌晨起床的时候，看着天一点点亮起来，我会告诉他这就是黎明，他会问我黎明是怎么一回事，白天夜晚都是怎么一回事，我想给他一个解答。”

　　于是，在《从前，有一点》中，有关于白天的起源、质量的起源、爱的秘密、死亡的秘密等等话题。而这些关于科学的知识都是用童话写就，因为常立觉得童话和科学的结合非常重要。

　　“实际上，童话和科学，在比较高的层面上是共同的，它们都源于对世界的好奇心。而对于孩子的好奇心，不管你是用科学的方法还是文学的方法来启迪，所传达出的对这个世界的探究的追求，是一致的。”

　　在常立看来，科学求真、童话求美，但真与美之间并非泾渭分明，我们应该传达给孩子的是，科学和童话都是好的。“但我们的教育显然是存在问题，当我们在进行科学化教育的时候，会屏蔽文学的东西，我们在进行文学教育的时候，会把文学更丰富多元的东西给遮蔽，用狭隘的思维来对待文学，把文学的东西给教条化。”常立觉得这种偏执一端的教育会让孩子的人生留下遗憾。

　　书写好后，常立把里面的故事读给常笑听，常笑喜欢《没有名字的童话》。在这个故事中，常立想把关于童话的知识都浓缩在其中，“比如童话的结构模式和内在主题。”但常笑更感兴趣的是，“没有名字的童话”在地下室遇到的那条受伤的腿。

　　“受伤的腿孤单地靠在墙角，望着一扇狭小的窗户发呆”。常笑问爸爸，为什么我的腿不会发呆？我的脑袋会发呆，但腿不会。

　　孩子的好奇心就此萌发。

　　第四颗种子 在古老的大地上崭新地成长

　　10月1日是祖国生日的说法，在蒋瑞龙看来是错的。“这种说法容易产生误解，祖国这个概念，应该是祖先居住的地区，10月1日是新中国的纪念日，如果称之为祖国生日，那10月1日之前的中国该称之为什么呢？”常常遇到一些孩子慷慨激昂地宣扬“爱国”，却对自己的中国认识模糊，蒋瑞龙写下了《我是中国人》。

　　蒋瑞龙说写这个题目，也是出于自己的困惑，我们对自己的国家应该怎样认识？中国人为什么会成为现在的中国人？带着这样的疑问，蒋瑞龙最先写好的是全书的第五章“丑陋的中国人”，涵盖了“他们为什么不排队”、“他们为什么这样吵”、“中国人为什么不善于协作”等内容。在这一章的后记中，蒋瑞龙写道：“相对于一些欧美国家的人们而言，中国人缺乏规则意识、公共意识、合作意识等现代公民必需的素质……我们要保护好令我们自豪的中国文化遗产，更好与时俱进，改变我们那些丑陋的方面，做一个崭新的中国人！”蒋瑞龙希望孩子可以理性地看待自己祖国的文化，知道有自豪的地方，但对于不好的地方也要有所反省。

　　而这种反省的态度也是整套书所秉承的视角。常立说这套书想要传达的都是现代文明的理念，“在我们看来作为现代社会的现代公民，有必要对我们的传统进行梳理、甄别，对于不符合现代社会现代理念的东西，我们需要和孩子讨论，用批判性的思维来对待这些东西。”

　　童蓓蓓说，蒋瑞龙的书就告诉了孩子一个现代观念，“并不是说，你生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就成了这个地方的人，对这个地方负有责任。而是你愿不愿意和这样一个土地发生关系，愿不愿意在这样一个土地上生根，附上你的力量。”

　　启蒙：不是一个人打开另一个人

　　整套书读下来，童蓓蓓最大的感触是，四个作者都把孩子当成朋友，“让我感觉我们是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分享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希望结成一些美好的东西。而不是告诉孩子你在这个社会上生活，就必须怎样，在这个地方出生，就必须如何。”

　　这也正是“新童年启蒙书”中启蒙的姿态，“启蒙不是一个人打开另一个人，而是竭尽自己的能力来呈现、分享尽可能正确的东西。”童蓓蓓说。

　　而当我们播撒下种子之后，能做的就是相信儿童，“《圣经》上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孩子的整个生命里面有内在的韵律、结构，我们不要去伤害他们的灵性。”童蓓蓓说，有的小孩子在一个阶段上怎么看都怎么不靠谱，但过了一段时间看他，突然发现他变得很好哎，他很不错哎，“孩子自己慢慢就长好了。”

　　常立也说他觉得后天的教育当然很重要，但有时会想后天的教育也许不是给孩子增进什么知识、技能，“我们能够做的是保护他们，让他们不遗失学习的能力，孩子自然就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成长。”

　　C02-C03版采写/新京报见习记者 江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