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移民 城镇化助力贵州扶贫(1)

　　因地质灾害陷入贫困，贵州省铜仁市松桃县马鞍村曾尝试多个“扶贫”政策未果，最终选择“扶贫生态移民”。期间，一些村民因经济困难，无法搬迁，未能从扶贫工程受益。在建设中，因地方匹配资金压力大，住房补贴款大多由农民垫付，搬迁资金成为移民过程中的瓶颈。

　　贵州省2012年5月启动“扶贫生态移民工程”，计划在9年内，用1600亿元，将贵州省200万贫困人口搬迁到城镇地区，通过城镇化消减贫困。

　　对于如何保障移民未来的生活，贵州省扶贫生态移民办主任认为，关键还是解决就业机会。

　　65岁的村支书向功斌有两个家。

　　一个是贫困的“老家”，位于马鞍村，地处贵州与重庆交界处，交通闭塞，2012年才修通进村道路。

　　另一个是作为移民，刚搬迁的“新家”，位于松桃县迓驾镇友谊街，与重庆市秀水县一桥之隔，繁华集镇。

　　在这个处处可见“减贫脱帽”标语的松桃县，近年来，当地开始尝试将像向功斌一样的贫困人口迁出大山，落脚迓驾镇移民村。

　　向功斌所在的松桃苗族自治县，属于中国扶贫重点县之一，数据显示，目前松桃县贫困人口仍有25万左右，贫困人口发生率为38.2%。

　　2012年5月，贵州省实行“扶贫生态移民工程”，将搬迁范围扩大，试图用9年时间，将省内三大集中连片贫困区、居住深山区、石山区的200万贫困人口搬迁到城镇地区，彻底告别贫困。

　　因灾返贫的村庄

　　马鞍村灾后土地锐减，人均耕地不足两分，种地仅能维持温饱

　　距松桃县城40公里的马鞍村，至今未通车。从国道抵达山脚，翻过一座山头，才能到向功斌的家。

　　村里300多户人家散布沟谷，几行木制房屋交错排列，屋后是结冰的水田。

　　1991年，马鞍村所在的松桃县被列为国家级贫困县后，近10年，国际援助项目、农业部扶贫项目等资金向松桃重点倾斜，每年投资均在1亿元以上，投入各个村落的道路建设、产业扶贫等。

　　1994年，在国家“八七攻坚扶贫计划”中，马鞍村被列为贫困村。向功斌说，不过与周围7个村寨比，还被认为是“生活最好”的地方。

　　然而，1999年，一场特大山体滑坡改变了马鞍村。

　　村支书向功斌说，马鞍村900亩的土地被淹400亩，4个寨子两个彻底被毁，一半房屋被埋进泥土，一并消失的还有原本稀缺的农田。

　　灾后，马鞍村土地锐减，人均耕地不足两分，种地仅能维持温饱。处处是陡坡，连扎帐篷的平地都很难找。

　　时任迓驾镇党委书记的刘仁美注意到，灾后，马鞍村更多村民选择到邻近的重庆，花四五千元买二手木房，拉到马鞍村拼一住所。有人因钱不够，木房子的背面立不起来，搬来救灾帐篷，搭起一面简易墙壁，一住10多年。

　　迓驾镇副镇长孙华辉说，灾后的马鞍村变成迓驾镇最穷的村庄，陷入贫困。这些年，尽管很多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在镇里仍处于中下游水平。

　　“救急，但救不了穷”

　　龙再兴分析说，项目引进后，对村民缺乏培训，技术跟不上，最后产业扶贫只能打水漂

　　灾后很长一段时间，“扶贫”成为马鞍村的主题。

　　自滑坡灾害后，马鞍村获得更多扶贫支持。“但凡能想到的扶贫政策，都往马鞍村上靠。”时任松桃县扶贫办主任龙再兴说。

　　马鞍村村民曾一度在退耕还林上享有“特权”。只要村民到滑坡后的山地上开垦，迓驾镇便将坡地算作耕地，按每亩一年219元的退耕还林补偿标准发放。

　　同时还进行产业扶贫。当时，在畜牧局工作的龙再兴（后任松桃县委宣传部长，现在松桃县生态移民扶贫办工作）曾和同事赶着100头良种猪进村，分给村民。“当时想一家养一头，覆盖全村，虽不能脱贫，至少可以改善生活。”龙再兴说。

　　不过，因技术匮乏，对当地环境不适应，规模化养猪的目标不了了之。

　　此后，当地还曾大规模种植李子树。2001年冬，松桃县通过筹措资金，购买1万株李子树苗，无偿送给马鞍村村民，让村民生产自救，保持水土，农业局无偿提供磷肥给山坡打底。

　　李子丰收时，向功斌一家曾采摘6000多斤李子，每天到周边不同集市卖，赚了5000元，在当时，这几乎是当地村民两年的年均收入。

　　不过，马鞍村的好光景只持续了一两年，后来，李子树的果子变小，产量降低。龙再兴分析说，当时试图进行产业扶贫，项目引进后，对村民缺乏培训，技术跟不上，最后扶贫只能打水漂。

　　2006年开始推行农村低保政策，考虑到马鞍村的情况，马鞍村享有低保人数比其他村庄要多。“也没有别的办法，救急，但救不了穷。”迓驾镇副镇长孙华辉说。

　　搬或不搬？

　　当地官员称，在铜仁也有家庭因经济原因，无法落脚城镇，未能从扶贫生态移民工程中受益

　　2006年，一个消息考验着向功斌，也考验着马鞍村的村民。

　　当年，松桃县为马鞍村确定28个“灾害安置”移民指标，在迓驾镇中心位置要建10多栋移民楼。马鞍村村民支付3.9万元，可获一套由当地政府统建的80平米房子和30平米门面。

　　当时，向功斌已到山上建新房子，主体基本完工，拉来装修材料准备装修，这让他很为难，“搬还是不搬？”

　　“村民心里肯定不愿意。刚搬到山上，又得搬出山里？”身为村支书的向功斌只能硬着头皮挨家做工作。

　　村民们说：“没了这点土地，吃水吃菜，哪一样不得花钱？不去。”那段时间，村民见他来劝说，都绕道离开。

　　无奈，向功斌先做表率，从银行贷了4万元，头一个报名搬到镇里。经过4个月劝说，28户移民的最后一家终于搬家，向功斌长舒一口气。从2008年正式搬迁，到2011年结束，搬迁三年，28户才落脚城镇，新村的名字叫“友谊街”。

　　搬迁后，借着三省交界、流动人口多的优势，第一批28户移民安置户在镇上做起木材加工、餐饮、零售等生意，“友谊街”渐渐热闹起来。

　　如今，向功斌每年收3000元房租，妻子还有一个公益性岗位，在镇里做清洁工，每月收入700元。

　　因之前的示范效应，到2011年，第二批“异地搬迁”启动时，村民开始主动报名，共有32个名额，缴纳5万元，可获得80平米住房和30平米门面。

　　不过，当地还有一部分村民，因经济条件无法搬迁。

　　迓驾镇马鞍村村民向德凤在村里最穷。“不是我不想搬，是没钱搬不了。”今年65岁的向德凤说。铜仁市扶贫生态移民办一官员称，在铜仁不少山区，有因经济原因，无法迁出大山，落脚城镇，未能从扶贫生态移民工程中直接受益。

　　（下转A11版）

　　□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实习生 叶宇婷　贵州铜仁、贵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