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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县:贫困县城镇化的后顾之忧(2)

湖北房县城镇面积扩大5倍,失地农民和打工者聚集县城,面临城镇化生存隐忧,政府精力放在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

2013年02月24日 星期日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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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A11版)

  房县城关镇花宝村是房县的郊区村。村民丁文茂说,花宝村成为城区的一部分,住在花宝村,能去上房县东关小学,很多外地人购买花宝村民的小产权房。

  如今,全村6000多人,有一半人是从外面来的。

  回不去的大山

  住在山上,孩子到镇上读书,家长们需要搬来陪读。另外山里的地供养不起孩子读书

  程涛能理解那些挣钱在县城买房的打工者。

  房县有“千里房县”之称,除了周边几个乡镇,其他乡镇均在传说中“神农架野人”出没的大山里,最偏远的乡镇九道乡,从县城到需要翻三座大山7个小时。

  出来了就很难再回去。住在山上,到镇上看一次病,开农用车来回要一天。孩子到镇上读书,家长们需要陪读。除此之外,山里那片地供不起孩子读书。

  程涛的家在军店镇的双柏小区内。小区是房县搬迁移民的试点。100户村民从深山搬到军店集镇上。

  程涛家1999年就从山里搬出来。按他父亲程传普的话说,以前人穷了上山,现在人穷了下山。程涛的爷爷因为穷从军店镇搬到山里开荒种地,如今他们因为同样的原因搬下来。

  1999年,程传普交不起土地提留款和其他税费决定搬下山。临走时,村里扣下他家的两头耕牛和所有家当。

  回忆山里的生活,程涛说,他和妹妹每年学杂费都没有交齐,若不是父亲上山砍树卖,他们小学读不完。

  去年,程传普原来住在山上的村成为房县唯一的扶贫搬迁试点,全村一半人安置到军店镇双柏社区。

  程传普说,他原在山里的旧房作价5000元,退耕还林的6亩经济林每亩补偿1130元,此外再拿出14万元,交出土地承包合同,才能获得双柏社区一处新房。

  如今搬到双柏社区的100户村民,户口已变更为军店镇双柏社区居民。

  他们搬下来的人,孩子和大人均在外地打工,家里只剩下老人看门。

  军店镇74岁的老农沈发良算过一笔账。如果现在单纯靠种地为生,饭都吃不起。

  他说,种一亩地水稻,按一亩收1000斤稻谷算,收入1500元,除去生产成本,收入为510元。一个人种一亩地一天还赚不到5块钱。

  而现在房县的搬砖小工,一天工价就150元。一人在工地上干4天,就能超过种一亩地的收入。

  “大片大片的耕地都荒了。”沈发良说,如今几乎没有人再种地了。全村55岁以下的人几乎全在外打工,家里的地交给老弱病残在种。

  进城要付出失地代价,但程传普一家仍选择离开山里的土地。

  下山之后,他们需要面对的更多。

  “难免牺牲一部分百姓的利益”

  县委一位工作人员说,牺牲百姓利益是指政府征地中低价买,高价卖的现象

  房县的官员们在谈到城镇化时,主要介绍的是城市新的规划,城市规模扩大,新建多少条道路等。

  “城镇化就是扩大城市规模,建好城市,吸引打工农民进城。”1月20日,房县住建局有关负责人说。

  在这样大规模的建设当中,出现一些征地拆迁纠纷。

  城郊的花宝村村民将房县县政府告上法庭。他们提出,政府征用该村的耕地建商品房,一亩地给他们补偿2.1万元,卖给开发商每亩150万元。

  如今在他们的土地上,4栋30多层的商品房小区“奔业·沁园”每平方米4000多元对外出售。官司打到十堰市,二审村民败诉。

  军店镇三角洲150亩地是镇上最好的水田,如今这里已盖成商品房对外出售,村民们说,每亩地获得赔偿2.4万元,政府通过招拍挂,卖出去每亩18万元。

  如今,军店镇和花宝村的村民说,他们以征用土地问题到法院起诉,法院也不再受理。

  “县城要发展,难免要牺牲一部分百姓的利益,难免会泥沙俱下。”1月20日,房县县委一名工作人员说,房县财政是吃饭财政,长期靠国家转移支付维持政府运转。他所说的牺牲百姓利益是指政府征地过程中低价买,高价卖的现象。

  这位要求匿名的干部对目前房县的发展有自己的切身体会。他说,要发展城镇化、工业都要地,在征地问题上难免不出现瑕疵。

  其中,为占用城市周边的耕地,县有关部门通过农民下山后交出宅基地、耕地,把他们的土地按照整理项目上报,以达到占补平衡。

  城市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城建局有关负责人称,通过捆绑上级划拨的各项资金,集中经营项目。

  房县的河道两边景观带、诗经广场等公共设施均是通过这种方式建设。

  朱仕雄说,房县作为秦巴山区贫困带的扶贫县,享受包括改善基础设施、发展产业两个方面的扶贫措施。

  2月20日,湖北政协委员潘世东说,作为贫困山区,基础脆弱,发展城镇化资金不足,很多干部为了响应上级号召,想尽快出成绩,建成新的城镇,但管理跟不上去。因为资金的问题,建设项目也会留下后遗症。

  “城镇化应避免剃头刀子一头快,别只顾发展城镇化,忘了政府本职的责任。”

  “我们未来怎么办?”

  镇上农民说,外来人员占集镇总人口一半多,土地被占,镇上工作越来越难找了

  “如果征地建工厂,我们欢迎死了。”军店镇的失地农民杨先龙说,他反对把耕地拿去搞房地产开发,地卖了,以后就没有依靠了。

  事实上,已经有进城的农民开始不适应城市生活。

  在城郊花宝社区购房的农村人,有一部分把房子卖了重新回山里居住。村民丁文茂说,他们这些人进城的主要目的是陪孩子读书,孩子读完书了,大人住在城里,没有进钱的门路,吃喝拉撒都要钱,生活不下去只好重新搬回去。

  失去土地的军店镇农民有自己的担心。镇上的农民说,现在外来人员占集镇总人口一半还多,他们土地被占,镇上的工作越来越难找了。加上镇上没有工业,所谓的就业岗位都是经商,做小商小贩,没有资本,贷不到款,无法运作下去。

  军店镇农民余富章因为土地被征用,又没有工作,一家四口只有26平方米的住房。他没有申请到低保。1月18日,看到记者,他跪在地上放声痛哭。

  对于失地农民的担忧,镇长操航说,军店镇让村民们参加全国统一的新农保,解决他们今后养老问题。另一方面,对特别困难的家庭给予低保照顾。

  这些并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

  前年,湖北省发改委副处长郭胜华在房县挂职副县长。

  他曾在军店镇月明村走访,被一个失地农民拦住质询,“我们的未来怎么办?”这已不是他碰到的第一个人问这个问题。

  郭胜华在向省委省政府的汇报材料中提到,月明村农民人均占地不到0.6亩,一户人家就算是土地全部被征用,也就只有5万元左右,相当于全省农民人均8年的收入,根本无法提及对未来的“保障”问题。

  郭胜华认为,要真正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还是要让农民和市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在外地的打工者也面临着未来怎么办的问题。前年开始,沿海省市大批企业停产或关闭,对房县的“打工经济”带来影响,房县一些打工者只能返回房县另寻就业机会。

  房县城镇人口的膨胀,这些打工者再就业的难度也变大了。

  程涛决定自己改变未来。他想着,在房县承包一片地,一边建场养山羊,一边搞特色农业种植。发展起来后,他就跟工人一起搬到山里去住。

  “不管城里怎么发展,地终究还是要种的。以后就看谁能种好这片地了。”程涛说。

  一个返贫家庭样本

  家庭:大连市普湾新区复州湾镇郭屯村,老郭家

  2009年之前

  ●种地、开馒头作坊,经过十几年努力,老郭家逐渐脱贫步入小康生活。家里共有4间新房、一辆农用车、一辆摩托车、30余万元银行存款。

  2009年秋天

  ●2009年秋天,儿子小郭确诊骨癌。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治疗。当年10月,第一次手术。

  家庭积蓄 第一次手术共花费约40万元

  学生大病保险报了6.8万元

  师生捐款1万多元

  新农合报销46738元

  2011年11月

  ●骨癌后来转移,进行了第二次手术。2011年11月,第三次手术。

  卖掉农用车、摩托车、馒头作坊,找亲朋借款

  两次又花费30多万元

  新农合报销25127.7元

  当地企业家捐赠10万元

  房子用于抵押借了5万元高利贷

  2012年

  ●进一步化疗,至少需要15万元。老郭家已无力负担。2012年,小郭去世。而老郭家也由小康家庭,陷入贫困之中。

  返贫主要原因

  什么是返贫?

  指某些地区或某些阶层的贫困人口,脱贫之后又重新陷入了贫困的现象。

  大病重病 医疗保险尚未全面普及,包括一些药品不能报,生大病或遇重大事故,往往带来巨额债务,甚至倾家荡产。

  自然灾害 贫困地区一般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落后,抵御灾害能力差。自然灾害依然是西部地区返贫、致贫主要原因。

  失去土地 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民失地,一些农民失地即失去经济来源。也有农民得补偿后一夜暴富,又挥霍一空。

  教育费用高 根据社科院绿皮书,1989年至今,中国大学学费增长至少25倍,供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纯收入。

  劳动力衰老 大多数农村地区,打工和种地是主要收入来源,均需健康的身体。当劳动力衰老,一个家庭就可能返贫。

  生孩子 “养儿防老”的现实依然存在,落后地区一些家庭为生儿子不惜违反计生政策超生并交大量罚款,从而返贫。

  娶媳妇 一些地区尤其经济落后,“彩礼”习俗盛行,礼金很重还要求盖房等。一些家庭因给儿子娶媳而返贫。

  市场风险 农业经营成本提高,农产品价格上不去,农民经营蔬菜大棚等要应对风险,一旦亏损就可能返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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