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萌 应用制度确保社会层级流动

　　■ “青年经济学人”评选系列报道之二十三

　　芮萌 实证研究家

　　与芮萌谈话，你会惊叹他对于逻辑清晰以及对于数据的运用。在学术研究中，即使是很热点、很人性化的议题，芮萌教授也习惯于用严谨的经济学框架和方法来分析。

　　在加入中欧商学院之前，芮萌曾在香港中文大学等多所大学执教，更早之前，他在美国休斯敦大学获得了财务金融博士学位。目前除在中欧工商学院任教外，他还是香港金融工程师协会的副会长、上交所高级金融专家、美国会计学会会员等，同时也担任一些企业的独立董事。

　　中欧工商学院的同事说，芮萌为人谦和，做事少见的严谨细致。比如采访前，他会事先将访问提纲打印下来，一笔一笔勾画。

　　在过往的学术研究中，芮萌在内幕交易、资本市场效率、公司治理与公司财务等方面多有研究，这些文章大部分以英文刊发在各类专门刊物上。早期被引用较多的包括探讨中国市场股权结构、公司治理、欺诈行为的论文、拉美股市的关联性的研究等。

　　此外他还仔细研究过一些外界看来十分有意思的问题，比如政治资本如何影响企业行为、腐败如何影响收入差距等。

　　在香港时，芮萌还研究过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的影响、官员下海的税收优惠差异等一些看起来大众都愿意参与的问题。

　　纵观芮萌的研究，无论是哪种研究，其分析都以扎实的数据和严密的分析框架为基础。比如在对于政治资源对于企业经营的影响问题上，他的回答并非“非此即彼”，而是以实证分析来说明中国社会经济中中小企业的困局。

　　在严谨的研究功底下，低调谦和的芮萌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说自己最推崇的在世经济学家中，是广受尊敬的吴敬琏教授。在这种责任感推动下，芮萌也乐于分享。以往记者采访他，他都乐于将自己的ppt等底稿分享给记者，这在圈内亦少见。

　　■ 核心观点

　　如果一个社会组织是世袭的，它保护既得利益，普通人没有向上走的机会或者通道，这个社会就会走向没落。

　　既得利益者往往无法做出创新性的贡献，就像乔布斯说的那句话，“Stay hungry（保持饥饿感）”，如果你没有饥饿感，就没有办法带来摧毁性的创新，一个世袭的社会很难出现这种“饥饿感”。在目前的中国，应开始考虑采用法律办法确保社会层级的流动。

　　芮萌

　　45岁，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与会计学教授。加入中欧之前，芮萌博士在香港中文大学以及香港理工大学教授研究生和本科课程。

　　他于1990年获得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经济学士学位；1993年获得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5年及1997年他在美国休斯敦大学分别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及财务金融博士学位。芮萌博士的教学与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金融学方面，在国际知名的期刊上发表了50多篇文章。

　　期限错配是“影子银行”的最大风险

　　新京报：你长期研究于财务和金融领域，对于目前中国金融行业中的“影子银行”问题，你怎么看？

　　芮萌：2008年影子银行（资产证劵化）诱发了金融危机，随后FBS（全球金融稳定委员会）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影子银行都有一个定义，两者的定义大同小异。FBS将影子银行定义为“由部分(或完全)正规银行体系之外的实体及业务活动所构成的信用中介”；IMF将影子银行定义为“在受到监管的银行体系外的金融中介活动”。

　　按照这样的定义，银行理财产品、信托，私募股权基金、典当行、小额贷款、第三方支付等等都应该算在影子银行体系之内。

　　影子银行的总规模央行也没有具体的公开数据。有数据的是，银行理财产品的存量是6.8万亿元，信托资产6.5万亿元，保险资产7万亿元，公募基金也有2.5万亿元，可统计的加在一起差不多24万亿元，总量相当于去年GDP的50%。

　　新京报：在国内，大家更关注银行理财、信托等存在的风险，你怎么看？

　　芮萌：我个人认为，在国内影子银行最大的风险是期限错配。比如银行发行理财产品的期限很短，比如7天、30天、60天，但这些资金的投资周期是很长的，比如放贷的期限可能是3年、5年，资金的募集和使用期限是不一致的，如果未来资金周转出现问题资金链断裂，期限错配就会导致很大的风险。

　　新京报：目前市场关注的是信托产品的风险问题，从目前国内资产价格水平看，影子银行中的这一部分会不会出现风险集中爆发的情况？

　　芮萌：从目前来说大部分应该还是比较安全的。我看到的大部分信托产品设计，都有抵押物，或者有第三方担保，有的还有个人财产担保。不会出现系统性的兑付风险。

　　从目前的资产价格水平看，由于之前设计的很多项目抵押度都是折价抵押，大部分砍半抵押，只要不是在设计之初就在抵押物方面存在欺诈，一般不会出现兑付问题。

　　证券市场核准制只能是过渡安排

　　新京报：你怎么看A股市场的审批或者核准的特点？

　　芮萌：全球范围看资本市场只有三种IPO的形式，审批、注册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国现在采用的审核或者核准，还是一种具有很强的行政化色彩的措施。

　　实行核准的市场，往往对定价、交易有行政干预的行为，干扰市场的价值发现。比如上市和再融资有一些硬性指标，要通过审核就需要满足这些指标，为了通过审核，上市公司就有人为地包装自己，粉饰业绩。此外这个市场对发行的时间点也有控制，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已经几乎没有公司IPO了。

　　我个人认为，市场的事情应该交由市场来做，注册制最大的好处在于把发行风险交给了主承销商，把合规要求的实现交给了中介机构，把信披真实性的实现交给了发行人。现在中国资本市场不能完全市场化，还因为这个市场中投资者以散户为主，需要有一个政府担保、保护的设计，起到一个过渡的作用。

　　新京报：但这种保护起到的作用似乎有限，违规成本过低是不是市场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做空等制度不健全？

　　芮萌：对。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政府不应该管的事情管了。在资本市场上各种指引很多，但没有很严格的执行，如果交由市场来办，可能会很好处理。

　　比如发行人和保荐人造假，以后就不会有投资者再买你推介的项目，久而久之“坏苹果”就会从这个市场上消失。

　　新京报：怎么看待新三板和创业板对于民营企业的作用，你会建议处于何种阶段的企业进入这样的市场？

　　芮萌：企业成长有不同的阶段，比如可以分成初创、成长、成熟等阶段。

　　新三板适合那些处于初创期的企业，打个比方来看，新三板可以看做是资本市场的少年队，创业板是青年队，主板是国家队。

　　新三板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是一个好事情，能在一定程度改善企业的资金来源。对于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环境，增强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必将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很多国内企业创立初期在经营、财税、管理上都存在一定的漏洞。企业在新三板挂牌，也要有一些治理方面的改进。

　　新京报：中国企业在会计方面的随意性似乎还是很大，除了一些全面造假之外，还存在随意调整计提、调整折旧年限等情况，收入确认也不怎么严谨，在这方面中国企业和海外市场有哪些差距？它影响市场效率吗？

　　芮萌：全球都有这样的情况，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这样的自主调整是允许的，因为任何这样的调整最终只能影响短期盈利表现，长期表现仍然会回归。

　　但在中国这样的调整为什么格外突出，因为目前这个市场仍然是政府主导的，比如在IPO、再融资方面有一些硬性的指标要求，比如再融资，有6%的净资产收益率要求，企业可能因为这个原因调整一些盈利。如果在美国市场上，再融资没有这方面的指标要求，自然也没有调整的必要。

　　粉饰是源于硬性指标，使得企业对财报短期化妆。很多企业盈利忽高忽低，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为了迎合监管指标。

　　民营企业获取政治资源成本很高

　　新京报：对于民营企业或者家族企业来说，在公司治理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

　　芮萌：中国的民营企业很多具有家族企业的特点，这和中国社会的结构是相关的。中国社会是一种关系型社会，做事情经常靠关系；而西方是一种契约型社会，在市场上通过合同、交易可以完成大部分事情。

　　在中国这种关系型社会中，最稳固的关系就是家庭。但中国这些企业发展到如今，有一些问题值得关注。比如民营企业由一个人的公司变成公众公司，引入公众投资者后，需要转变理念。比如雷士照明的例子就体现出了这种冲突。公司引入投资者变成公众公司后，创始人仍然将企业看成是自己的孩子。

　　心态上有问题，治理结构上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将亲属任命到关键职位上，董事会不能很好地运作等。

　　新京报：此外，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企业基业长青与积累政治资源之间是否存在冲突？

　　芮萌：中国的民营企业面临多方面的压力。中国的中小民营企业没有核心竞争力，没有核心产品、核心技术，其实最开始的发展就是来料加工等形式。而近些年随着原材料和人力成本上升，其生存空间也越来越窄。

　　另一方面是民营企业面临来自于国有企业的压力，双方受到的待遇是不一样的。民营企业要想获得税收、环保方面的支持，就需要向政府靠拢。比如补贴这样的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这中间民营企业家可能采取各种手段，也可能中间有贿赂官员这样的手段。

　　我也见过很多民营企业家，主要时间都用来活动，联络关系，没有时间认真经营企业；除此之外，还要考虑是不是站错了队。

　　就一般的情况而言，政治资源也是非常不稳定的，一任官员在任上五年，换了人之后还需要重新打理，成本非常之高。

　　当然，当企业很大，大到成为政府、国家利益的一部分时，则是另一种情况。

　　新京报：还有人说，在制度上，中国应该保证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新富阶层，确保“富不过三代”，你觉得呢？

　　芮萌：我赞同这个观点。

　　西方成功的人士都有很多个人魅力，但成功很少被后代复制。有人说决定智商的X染色体来自于母亲，但成功人士总会娶一个不怎么聪明的漂亮妻子，所以成功很少被复制。

　　当然这是个笑话，其实主要在于西方社会都有很高的遗产税。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术语叫“摧毁性创新”，社会的发展来自于这些摧毁性创新，比如google、亚马逊、苹果的出现，比如在中国淘宝的出现。

　　在社会组织中也一样，如果一个社会组织是世袭的，它保护既得利益，普通人没有向上走的机会或者通道，这个社会就会走向没落。既得利益者往往无法做出创新性的贡献，就像乔布斯说的那句话，“Stay hungry（保持饥饿感）”，如果你没有饥饿感，就没有办法带来摧毁性的创新，一个世袭的社会很难出现这种“饥饿感”。

　　因此在目前的中国，应开始考虑采用法律办法确保社会层级的流动。

　　腐败影响收入分配

　　新京报：你早先有文章提到腐败和收入分配的关系，能否详述其中的逻辑？

　　芮萌：这是我们所做的一个实证研究，首先从监察年鉴中收集各省每年贪污、受贿和渎职的案件数量，用这个数量和地区人口的比值来衡量腐败程度，然后考虑腐败和收入不平等主要是基尼悉数的关系。

　　如果把所有地方放到一起看不出什么关系。但如果分开来看，数据显示在制度相对不完善的非东部地区，腐败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这个数据说明腐败会加剧收入不平等。

　　如果分析原因，简单地描述有两个原因，如果当地很腐败，地方政府掌握和分配的公共资源，可能没有流向那些需要的人，比如教育、医疗，比如学历水平对收入的影响就很大，这些公共资源的分配决定了收入水平，而腐败会扭曲公共资源的分配；另外一点是，腐败会使得企业来投资的情况减少，企业不投资，居民收入也会比较低。

　　而在制度相对完善的东部地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也相对更大。

　　不过收入不平等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内生现象，只有在发展中解决。通过逐步推进城市化进程，使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会逐渐下降。

　　新京报：怎样看待要素价格与污染、粗放增长、收入不均等一系列问题的关系？

　　芮萌：现在中国人面临着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个人幸福感下降的情况，经济、社会正经历阵痛。

　　过去自然资源价格低廉，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情况现在已经出现了变化，过去二三十年的经验已经不适用于现在。这是中国经济往上走一定会遇到的问题。

　　西方社会的发展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西方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大家都有阵痛的阶段。从西方的经验看，将经济活动中的外部性，也就是很多的其他成本，比如环境等计入经济活动中，让扭曲的要素价格得到还原，通过市场的手段，使经济转型。

　　但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人口基数很大，比如停掉一个不环保的行业，可能就业、社会和谐就会受到影响，这种局面的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只会是渐进式的转变。

　　■ 同题问答

　　“房价没调下来让人意外”

　　新京报：对于中国的诸多经济学人，你最尊敬的是哪一位？

　　芮萌：吴敬琏老师。

　　新京报：2012年的经济是否有让你很意外的地方？为什么？

　　芮萌：房价还没有调下来。为什么？过去一年你问十个老百姓房价，八个会说太高了；你问十个官员，九个会说太高了；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调控仍然没有调控下来。之前中国政府想完成的目标都能完成，因此房地产价格没有调下去，出乎意料。

　　新京报：近期在市场层面，你认为哪一项改革最值得期待？

　　芮萌：在金融领域，应该是利率改革和B股市场的改革。

　　新京报：未来10年，你认为哪一个行业具有投资前景？

　　芮萌：应该是与“幸福中国”相关的一些概念，比如与城镇化有关的行业，与老百姓生活有关的消费，中高端消费。

　　■ 名词解释

　　摧毁性创新：是指将产品或服务透过科技性的创新，并以低价特色针对特殊目标消费族群，突破现有市场所能预期的消费改变。

　　B06-B07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