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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再推“神曲”引争议,接受专访谈创作

龚琳娜&老锣 很多音乐不够好玩(1)

2013年03月01日 星期五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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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琳娜摆脱“大裙子晚会歌手”生活后,一直致力于探寻民族音乐的自由性。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这十来年里,龚琳娜的人生被两件事清晰地隔开。第一件事是2002年遇到老锣。在那以前,她是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已获过青歌赛银奖的民歌手,演出机会不少,却自感无趣。德国音乐家老锣(Robert Zollitsch)为龚琳娜打开了一扇窗,从那以后,主流民歌手穿着华丽的大裙子登台、奔波于各地晚会的生活,与龚琳娜再无交集。2004年,她和老锣自然走到了一起,两人一度归隐山林,快乐地做音乐、照顾孩子去了。

  另一件事是2010年《忐忑》在网上意外走红。这首曾拿下欧洲“聆听世界音乐”最佳演唱大奖的作品,原本只是老锣与龚琳娜的游戏之作,在王菲的“欲翻唱”和杜汶泽等人搞笑翻唱的推波助澜下,成为那年爆红的“神曲”,从此,更多人知道了龚琳娜。

  今年年初,在湖南卫视和江苏卫视的晚会上,龚琳娜连续拿出了《法海你不懂爱》、《金箍棒》和《爱上大笨蛋》三首新作,“神曲天后”的地位得以巩固。这一次,他们迎来的批评比赞美多得多,很多人抨击龚琳娜哗众取宠,老锣写的歌词也成为讨伐对象。

  春节后的一个下午,我在龚琳娜和老锣的工作室和他们见面。木质家具,布艺沙发,米白的墙,屋子中央的地面铺上一袭砖红色的地毯,最特别的是待客的拖鞋:黑色的圆口布鞋。在采访中,老锣突然歪着头问身边的龚琳娜:“你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太幸福了?”爆红之后,他俩也一度迷茫过,但如今对于“娱乐性”“俗与雅”已看开,老锣说:“我们不依赖现在的知名度,我们知道没有这些我们也会很幸福。”“所以我们不害怕这些东西会消失”,龚琳娜补充道。C10-C11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陈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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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琳娜:我非常喜欢探戈大师皮亚佐拉,我听他的音乐会手舞足蹈,然后灵魂就飘了。在唱歌上,我的偶像是墨西哥女歌手Chavela Vargas,我经常会听,尤其情绪最低落的时候。中国歌手里我非常喜欢李娜——她现在已经出家了,她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中国歌手,她原来唱的是豫剧老旦,唱流行歌也很有中国韵味。

  我还喜欢黑泽明的电影,他的作品不会经常看,但看一个会让你震动很久。他可会用音乐了,那么早的电影,音乐已经很现代了,现在听都不过时。他知道怎么说故事,不像很多艺术电影那么生涩。李安我也很喜欢。

  老锣:小时候听得最多的是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后来听了很多Olivier Messiaen的音乐,中国作曲家陈其钢就是他的学生。流行音乐我听得不多,但世界各地的民间音乐我听得很多。中国音乐对西方人真是比较难,有时候我觉得我通了,有时候又觉得根本就不懂。也不是通了就没得学了,一直都在学习。

  我喜欢中国比较偏僻地方的人新创作的音乐,比如陕北、河南唢呐声组合的红白喜事乐队。他们有时候还用键盘、小号、长号、低音鼓,保存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根,又发展了一种新的中国音乐。我特别希望听到这样的中国音乐。

  不想像木偶,到处假唱

  新京报:你最早接触民族音乐是什么时候?

  龚琳娜:我5岁上台唱歌,7岁在少年宫学各种民歌。我是汉族,但从小就唱苗族、布依族、侗族的歌。1983年我就坐飞机到北京演出,还去各地参加各种比赛。去上海演出,人家觉得贵州人是吃死老鼠肉的,但我们一唱就把大家都镇了。1988年我12岁,去法国演出了五十多天。我还见过波兰帅哥,他们穿着靴子,好帅啊。

  老锣:12岁你就会看波兰的帅哥。

  龚琳娜:每个国家都是演民族的节目,我看了非常多。所以从小的理想就非常清楚:我要做民族音乐,而且要国际化。我走这条路是自己选的。

  新京报:2000年你在央视青歌赛获奖,某种程度上说,你已经成功了,后来为什么走了另一条路?

  龚琳娜:那时起到2002年是我非常痛苦的时期,你发现你的目标实现了,但那不是你想要的,每天像一个木偶,到处去假唱,那个环境里大家都这样,我也不会想要去真唱。我知道再这样下去,我就跟音乐没什么关系了。那时候我不知道要怎么办,知道要怎么办是2002年遇到他(老锣)。

  新京报:你们第一次见面是怎么样的场景?

  龚琳娜:2002年在三里屯,一个小型的世界音乐演出,我那时特别想了解新的音乐,就跟朋友去了。他跟其他几个音乐家一起演出,自己弹巴伐利亚琴唱了一首。我并不觉得那场演出多好,但我的画家朋友说了一句“那个老外挺不错”,我就注意到他。他知道我是搞音乐的,我们就留了电话。1993年他就在上海音乐学院学古琴、跟中国的民族音乐家合作,2002年他又来北京想重新寻找音乐家合作。

  一个星期左右后,我们就一起做音乐。第一次两人即兴了三个多小时,那次对我影响特别大,让我觉得音乐不是为别人表演,以前都习惯要演给别人看。那次没有观众,我更多要聆听自己心里的声音,聆听他的乐器。那三个多小时把我全身唱通了,想怎么唱就怎么唱,没任何条条框框。

  “对不起,好恶心”

  新京报:你们的默契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龚琳娜:第一次合作我们没有说话,但音乐让我们毫无障碍。我找不到怎么唱的时候他的琴就会引领我,我们会很自然地在一个地方结束,在一个地方把它推到高潮。音乐上的契合我们是从头就有的。

  老锣:我经历过这样的即兴,知道怎么把对方挖出来。遇到她,我就意识到找到了一个还没有挖出来的宝藏。她唱得很细腻,都是心里出来的声音,没有通过思想,很直接的,但在很高的水平上,世界上都没有很多这样的歌手。

  龚琳娜:以前我一直不太自信,在学校,大家都喜欢声音比较宽的,而我嗓门比较小,大家说我乐感好、很努力,但声音条件不怎么样。第一次有人赞扬我的音色有张力又很细腻,他原话是“里面那个拐弯特别有魅力”,我记得我当时就摸着脖子说:“真的吗?”

  老锣:后来去她家,她妈给我放她上电视晚会的VCD,我看了后跟她说:“对不起,好恶心。”

  龚琳娜:我妈拿出VCD向他炫耀嘛。他说得很直,我妈就受不了了,但我心里觉得他是对的。其实我们内心都有一种声音,他是把我内心的声音搓出来了。

  后来他邀请我去参加德国一个最大的世界音乐节,我的天窗一下就打开了。那些音乐家都特别快乐、自然,台下观众也很放松。我觉得民族音乐应该这样做,自由自在,千变万化。去年夏天我们带着大白嗓合唱团代表中国去演出,在城堡上最漂亮的舞台演了两个专场,这个梦圆了。

  (下转C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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