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兴：没有笔记的书等于白念

　　“一个多风的下午，一位满面愁容的老人将一扇篱门轻轻掩上后，向篱后的屋宅投了最后一眼，便转身放步离去。他一直未再转头，直走到巷底后转弯不见。”这是小说《家变》的第一段。1972年这部小说在台湾《中外文学》杂志上开始连载，起初未曾引起任何反响，直到颜元叔的一篇评论，让许多人注意到了这本小说，然而争议也随之而来。这本挑战孝道的小说在30年前的台湾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家变》里的父亲因为不堪自己一手养大的儿子对自己的诸般虐待而离家出走，儿子持续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并四处寻找，两年后父亲却仍旧没有归来。小说分为两条主线，一条是儿子寻找父亲的现在时，以英文字母分段，另一条是以阿拉伯数字编排的过去时，讲述了儿子的成长过程。全书最后结尾用了“0”段，王文兴说这既可以代表英文字母“O”，也可以看做数字零的归零意味。

　　尽管《家变》在出版时西方已经有了许多和此类话题有关的文学作品，但是在当时的台湾这本书依然被当做是“离经叛道”的作品。30年后王文兴在面对新京报记者回忆往事时，他说他事后才知道，当时事态曾一度严重到让他险些失去教职。值得庆幸的是，若干年后，《家变》从文学的角度得到诸多肯定，并在上世纪末入选了“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于是这次在台大对王文兴的采访，我们就从《家变》开始聊起。

　　谈人性 有些罪恶感很深，但也容易忘掉

　　新京报：如果说《家变》是在当时对中国传统孝道的挑战，你同意吗？

　　王文兴：写的时候我的目标是对整个家族制度的检讨和反省，这点倒是没有错，这类的作品在西方已经有很多，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却变得很特别。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在那样的时间写这样一本书？

　　王文兴：这也是觉得什么比较重要就写什么，一般写到人际关系，伦理关系的时候，多半是在批判，和睦关系写的人比较少。但小说毕竟是艺术，很多地方需要夸张地写，《家变》未必是一本写实的小说，而是介于西方表现主义和写实之间的混合。表现主义在当时让保守的中国读者没法接受，以为这就是现实，当成真有其事，年轻一代接触比较多表现主义艺术，电影、戏剧、美术、小说，所以今天再看我的小说也比较容易接受。

　　新京报：小说的结局让人觉得意外又不意外，在经历漫长的寻父过程之后，母子二人的生活又回到原来的样子，父亲的离去也不再是让他们觉得煎熬痛苦的事情。

　　王文兴：这个结局也有很多人提出抗议，这也归于表现主义的写法。有太多人前面认为一件事是罪恶，但是做了以后却有解脱感、轻松感，在人性里都有这些成分。从人性的角度，有些罪恶感虽然很深，但也容易忘掉，久而久之就麻木了。

　　新京报：你写的时候会有道德判断吗？

　　王文兴：有，每一个字都很清楚。读者有什么反应，在我个人很要紧，每句话我都在考虑读者想些什么，我不是写给我自己看，难写的也是这些地方，你怎么替他想，要他有什么效果，希望得到什么效果，不能光是一吐为快。音乐也是，莫扎特写《小夜曲》也要考虑听的人，艺术不是酒喝多了，是感情抒发的行为。

　　新京报：要怎么考虑读者的反应呢？

　　王文兴：写之前要想很久，我写的时候每句话都有底稿，把目标先写在纸上。这句话怎么写？就往这个目标写，一句话写几十遍都有可能，因为有时候就是到不了那个效果。一句话能定稿的时候，就是读者可以很明确收到讯息的时候。

　　谈阅读 一本《战争与和平》读了三四年

　　新京报：你说过，理想的阅读速度，一小时只能读一千字，一天的阅读时间不能超过两小时？

　　王文兴：几十年我都是这么要求自己，一本《战争与和平》我读了三四年之久，每天多读的话负担很重，到后来感觉就迟钝了，写得再好你也疲劳了，无法判断好坏。一首五言绝句20个字，要一句一句慢慢读，声音好不好听，搭配好不好，都要慢读才能感受出来。你读一首诗愿意慢读，那读任何文学作品都应该慢读。我们看电影也看得太快了，现在有了DVD，你就一段一段看嘛，比如说两个小时的电影，一天看15分钟，其中好的地方足够你感受了。电影里每个画面都是设计好的，图画的结构、剧情、表演，都要严格判断才行。

　　新京报：如果是读不好的书呢？

　　王文兴：也一样。如果你看到觉得实在没有耐心，就暂停下来，这里头有时候也有误解，因为自己程度不到。我常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年轻时不喜欢苏东坡、韩愈，但我现在就很喜欢，这一年我都在读苏东坡全集，他的五六百字一首的长诗，我要很久才能读完。苏东坡古诗特别好，近体诗比不上古体诗。

　　新京报：这样岂不是一生读的书很少？

　　王文兴：对，我也是宁缺毋滥，积少成多才行，所以必须要全职的读者，我在台大40年，没有参加过任何行政工作。在台湾他们觉得我奇怪，为什么我会这么想？这跟我是外文系出身有关系，对付外文很辛苦，非得一个字一个字读不可。如果中文系出身，可能就一目十行，追求速度。背道而驰的原因，外文系的训练，收获很大，慢读跟快读完全两样。

　　谈创作 一天只能写35个字

　　新京报：你这样的提议是不是因为看到有太多人在速读？

　　王文兴：关于慢读不光我一个人这么想，西方包括尼采在内的很多哲学家老早就提到，只有慢读才能吸收作品的优点。在学术上必须慢读，在生活里也许没什么必要，读一个菜单你看懂就好了。不过在读报纸这件事上我觉得是个矛盾，美国很多报纸都很好，有时候一张《纽约时报》我能读很久，但我相信太多人就是在车子上瞄一眼，抓住重点就好了。

　　新京报：一份报纸要读好几天？

　　王文兴：那也没有办法，这种时候就要有选择。这么一流的好记者，这么好的文章，也被人浪费不少，所以将来要另外出选集。如果你是个专业读者，你看朋友来信都要慢读。

　　新京报：这样的话，选择一本书开始阅读是否要很慎重？

　　王文兴：只要你喜欢读的就好了，经典已经很多，够好了，看你自己喜欢什么，这很要紧。我承认我从前没有读通苏东坡、韩愈，后来偶然翻原先不喜欢的诗，怎么觉得那么好！我反对书要读得干净，没有笔记的书等于白念。以前中国读书人也一样，大学者的书批点都是满满的，批点就是文学批评，很多也被拿来再出版。

　　新京报：你不光阅读是慢读，写作也是慢写，听说你一天只能创作35个字？

　　王文兴：我不敢讲人人应该如此，但我个人是这样做的，超过这个字数的话我就无以为力，注意力无法集中。英国诗人拜伦，我相信很多诗就是一口气写下来的。

　　谈文学 施耐庵的语言比曹雪芹好

　　新京报：这些年你有比较关注当代华文创作吗？

　　王文兴：我所有时间都在清理以前的旧债，偶尔看到当代年轻作家，大都是朋友寄来的。我跟很多人说过，我肯定的白话文书写者只有一两个人，丰子恺那样写是对的，周作人是可以的，谢冰心晚年的作品不错，其他我就不敢讲了。

　　新京报：如果把华语文学和欧美作品比较的话，会觉得有差距吗？

　　王文兴：我只能说我看得不是很详细，说不定民间有很多被忽略的作品，就我所看到的，好的是有，但首先我们得把语言整理一下，我不认为《红楼梦》的语言可以称为模范，那只是方便的语言，不是艺术的语言。在西方，已经开始整理、提炼语言，让语言变成散文和诗的语言，这条路要走很久，很辛苦。大概很少人知道，我们现在读到的《水浒传》是第二版，原先的水浒我看了，语言远不及施耐庵。可见语言是可以提炼的，施耐庵提炼的就比之前那个好，我早就觉得施耐庵语言比曹雪芹要好。

　　新京报：所以你觉得目前我们使用的语言还无法写出和西方顶级小说比肩的作品？

　　王文兴：不能完全这样讲，西方也有很多很好的小说对语言的要求没那么高。比如格林的小说，语言不错但不是顶尖的。大家公认的语言好的作家是海明威，厄普代克有时候不错。我不相信天才不天才，大家都差不多，就是够不够努力用心。

　　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