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氛微妙地紧张”

　　二月是“Black History Month”，走进书店，最显眼的莫过于关于“黑人历史”的书的专架。而2月4日，还是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因此，这本关于她的传记《The Rebellious Life of Mrs. Rosa Parks》（《罗莎·帕克斯的叛逆生命》），显得非常应景，但它的海报却深深打动我：罗莎·帕克斯坐在公交车上，冷峻地看着窗外；一位白人男子坐在她后面一排，看着另一边，气氛微妙地紧张。

　　以前总以为罗莎·帕克斯只不过是一个普通黑人妇女，偶然才卷入到民权运动中去。我甚至不知从哪里得来的印象，罗莎·帕克斯之所以不愿意给白人让座，是因为她下班回家太累，就坐了不属于她的位置，然后就不愿起来。原来，罗莎·帕克斯很不简单。她出身贫寒，为了照顾生病的祖母和母亲，甚至都没有上完她的技术学校。1932年，她与理发师、民权运动者雷蒙德·帕克斯（Raymond Parks）结婚，雷蒙德是当时美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NAACP）的成员，1943年，罗莎·帕克斯也成为一位民权运动的活跃分子，并担任了NAACP组织蒙哥马利支部的秘书一职。12年后，1955年12月1日，她拒绝听从公车司机的命令，不给一位白人乘客让座。于是她的非暴力反抗行为引发了著名的“联合抵制蒙哥马利公车运动”。她曾回忆自己在Pine Level上小学时（在那里，学校大巴只承载白人学生去新学校，而黑人学生必须自己走路去）的情景：“我看着学校大巴每天经过……但是对我来说，那是一个生活准则我们除开接受之外别无选择。大巴首先让我意识到有一个黑人的世界和一个白人的世界。”而这本传记便记录了罗莎·帕克斯六十年来从事政治活动和民权活动的历程：致力于根除美国在工作、学习、公共设施和刑事司法等各个方面存在的种族等级体制。2005年10月24日，92岁的罗莎·帕克斯去世，美国国会将这个一辈子专门与制度进行不抵抗主义抵抗的“国家公敌”称为“现代民权运动之母”。

　　在罗莎·帕克斯的新书海报上，还有她的一句话：“If I can sit down for freedom, you can stand up for children.”（如果你能为了自由坐下来，你也能为了孩子们站起来。）初见便不由得一口气念了三遍。有时我想，像罗莎·帕克斯这样的人没被关进监狱，除了政府“无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背后有许多人“站起来了”，有书为证：记载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书真不少，马丁·路德·金简直是天皇巨星了。不过，我却愿意提一本不怎么光彩夺目的书：《The Long Walk to Freedom：Runaway Slave Narratives》（《通往自由的漫长之路：关于逃跑黑奴的叙述》）。在这本书中，两位编辑收集了12个跨度80年的故事，大部分的故事已经绝版。有些故事则是从一些著名的逃跑奴隶故事中节选而来的，还有一些人的故事则鲜为人知。这12个故事都是逃跑奴隶的自述，讲述了他们获得自由和公民身份的非凡的、乃至离奇的故事，大致分为四类类型：为家而逃、因宗教信仰而逃、为生活所迫而逃、为自由而逃。嗯，差不多就是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的非虚构版本。

　　怎么说呢，非常怀旧的我始终觉得app版的《安妮日记》很好很好，可惜它不是书。

　　2011年7月，美国第二大连锁书店因收购失败，最终未能摆脱清盘停业的命运，全国几百个零售店同时进行清仓大甩卖。整整一个夏天，每个周末路过Downtown Crossing的时候，总有一个人举着一个Borders正在打折的大纸牌，纸牌上的折扣从七折五折到三折一折，直到9月最终消失了，波士顿市中心那座相当于上海书城的Borders书店最终成为一座空城，至今空荡荡，让人空得发疯。前几天不小心看到新闻，美国第一大连锁书店Barnes & Noble命运令人堪忧了，最重要的原因依然是电子书与网络书店的出现。我想app版的《安妮日记》必是其敌手。

　　近日，由“超越故事”（Beyond the Story）制作的数字版的《安妮日记》开始在苹果的APP商店上架。该版本不仅收入了65年前出版的文本，还增添了采访录像和其他背景资料，一些档案资料、照片以及影像乃首次公开。在1月27日大屠杀纪念日上，许多材料首次公开，其中便有安妮·弗兰克躲藏之前的照片，让人得以瞥见她的生活。这些照片收入在数字版的剪贴簿中。这个照片剪贴簿是安妮的父亲奥托制作的，保存在安妮·弗兰克基金会的档案里，它们的公开，连同其他珍贵的影像资料、信件和图片，为了解安妮·弗兰克一家提供了更广阔的图片资料。所有这些收入app中的原始文件、日记以及影像资料等，都保持在瑞士巴塞尔的档案里。二战结束后，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生活在那里。档案的收集亦得到弗兰克家幸存的直系亲属的帮助，如安妮的表哥贝恩德·伊莱亚斯。他是安妮的一个梦想：在躲藏的日子里，安妮曾在纸上画过一套滑冰的装备，希望有一天能穿着它们和贝恩德在外面滑冰。如今，贝恩德已经87岁，依然在安妮·弗兰克基金会工作。《安妮日记》出版于1947年，而App读者除了可以看到此文本外，还可以看到安妮从1942年7月6日至1944年8月4日，与她的父母和姐姐以及其他四人一起躲藏的地方；以及密室外所发生的事情——从录像中可以看到那些秘密帮助受到威胁的犹太家庭的人，或是听到原版的当时的新闻广播。

　　怎么说呢，非常怀旧的我始终觉得app版的《安妮日记》很好很好，可惜它不是书。一个朋友偶然感叹，回想上一个蛇年，我还在拨号上网，到下一个蛇年，一切又会有怎样的不同呢？我忍不住想，是不是要到博物馆里去看纸质的书呢？转念又想，或许又会出现不少《索多玛120天》手稿的传奇，这才释怀。

　　萨德写在一捆狭长的纸上，然后将这些两面都写满了的纸片粘在一起，长达39英尺。害怕这份手稿被看守没收，萨德将这卷手稿藏在囚室的石缝里。

　　马奎斯·德·萨德的《索多玛120天》可以说是十八世纪最惊世骇俗的一部作品之一。法国国家图书馆在2010年购买卡萨诺瓦的回忆录后，最近正商谈购买萨德的《索多玛120天》手稿。

　　萨德这份写于巴士底狱的手稿，有着一番颇为传奇的经历。萨德这部作品写于1785年巴士底狱，当时他正作为犯人关押在巴士底狱的一间小囚室里，共花了37天。他写在一捆狭长的纸上，然后将这些两面都写满了的纸片粘在一起，长达39英尺。害怕这份手稿被看守没收，萨德将这卷手稿藏在囚室的石缝里。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被攻占，萨德被转到另一个监狱，他写到，因手稿的失去他“流下血泪”，直到1814年去世，他都不知道手稿的命运。

　　但手稿其实并未丢失，它被人发现、转卖再转卖，直到1904年，一位德国医生出版了第一个满是错误的版本。1929年，查尔斯·德·诺尔耶子爵买下手稿。他的妻子玛丽·劳拉是萨德的直系后裔。他们将这份手稿传给了他们的女儿娜塔莉。她将这份手稿保存在法国枫丹白露家族产业的一个抽屉里。1982年，娜塔莉的一个朋友将这份手稿骗走，并带到瑞士，以60000美元的价格卖给瑞士一位情色作品收藏家杰拉德·诺德曼。在经过长期的法律诉讼后，1990年，法国最高法院裁定，这份手稿是被偷走的，应该交还主人。但是瑞士没有签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要求交还被偷走的文物），娜塔莉被迫在瑞士继续打官司。然而1998年，瑞士联邦法院裁决，诺德曼购买手稿是“善意的”，自此，手稿被保存在瑞士的一个文化基金里。去年1月，诺德曼的继承人拿出手稿，欲卖给一位法国收藏家。娜塔莉的儿子皮艾诺出面干预：“在法国，任何人想买这份手稿都必须得到我的同意。我母亲强烈希望能把它交给法国图书馆，这也是我的愿望。因为它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法国历史的一页。”

　　于是，拉辛出手了。自从2007年担任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以来，拉辛一直致力于为图书馆收藏一些被认为是“国宝”的手稿，如花了960万美元从一位匿名的捐献者手中购得卡萨诺瓦的回忆录、法国哲学家米歇尔· 福柯和法国思想家、导演、情境主义代表人物居伊·德波的档案等。现在他正在和皮艾诺、诺德曼的继承人协商购买萨德手稿，价格将超过500万美元，甚至可能更高。拉辛的目标是在明年纪念萨德去世两百周年的时候，这份手稿可以和图书馆收藏的萨德的其他作品放在一起展出。

　　□撰文 罗四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