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乐观主义蚁族的意外死亡

　　在《武昌城》之后，方方把目光投注到了现代生活，这次的投注很彻底，彻底到连刚刚刊发了她新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十月》杂志主编宁肯都吃了一惊。在这篇小说里，方方第一次把目光对准“蚁族”，而她也用主人公涂自强的命运告诉人们，在今天的社会，已经不能只通过自己努力，就可以改变命运了。

　　小说诞生：一篇报道+“蚁族”的说法

　　一年前宁肯向方方约稿子，方方只告诉他，自己在写一个特殊的东西，至于怎么个特殊法，宁肯并不知道，怕干扰了作家写作，他也没多问。等到方方给宁肯看的时候，宁肯吃了一惊。

　　这篇名为《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中篇小说的主人公涂自强是一个刚刚考上大学的贫寒农家子弟，村民们因为他的录取通知书而无比兴奋，人人都跟他讲，以后去了城市里要当大官，当了大官以后可别忘了这些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他的大学学费一部分是乡亲们用零钱凑的，另一部分是他徒步从山区走到武汉的路上打工挣来的。

　　大学四年里涂自强从来没有停止勤工俭学，也一直因为害怕花钱而连续几年没有回过家。但是四年后他不得不面对毕业就失业的现实，没有人脉、没有财富的他在城市里找工作四处碰壁，他过着典型的“蚁族”生活，在合租的陋室中艰难度日。而方方也给了让他一个永远无法“翻身”的结局——死亡。

　　谈起这部小说的创作，方方说，几年前她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一篇稿子，是一个农村的孩子一路打工步行到武汉上大学，他交学费拿出来的都是零钞，那都是他打工挣来的钱。这件事给她的印象特别深，那时候想把这个素材写成一个短篇。写了开头之后，又觉得还没有完全想好，就又放下了。之后，关于“蚁族”的说法慢慢多起来，方方也在生活里常遇见这样的一些年轻人——电脑坏了，来修电脑的小伙子；马桶坏了，来维修的年轻人，都很有礼貌，谈吐间方方觉得他们受过高等教育。而这些人也并没有愤世嫉俗，很平静，觉得这就是他们的人生。方方常常在想，那个几年前报纸上报道过的打工上大学的孩子，会不会就是这些年轻人中的一个，这也让她有了继续完成这篇小说的动力。

　　评论家李静：这不是涂自强的个人悲伤

　　方方的这部中篇完成后，同样是作家的宁肯感叹说：“同样是作家，方方怎么就这么有现实情怀，愿意把目光投注在涂自强这样一个人身上？她关注到的现实为何我关注不到？做了这么多年的‘医生’，她为什么对‘病人’还可以这么投入？这让我深思。”

　　宁肯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读书是可以改变个人命运的，从科举开始这样的事实没有断过，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路遥在《人生》里所描绘的依然是农村孩子考进大学后命运的改变，大学毕业后进到机关分了房子。但是到了现在，这样的一条道路越来越被封死，“整个社会非常危险，看不到希望，这样会出大问题。”

　　而宁肯和文学评论家李静都尤其提到了方方塑造的这个人物特别的地方就在于，涂自强不是愤青，永远那么乐观。“我觉得这篇小说高就高在这个地方，在过去这类题材中，作家更愿意把主人公的底层生活写得多么惨，多么愤怒，这样的写法容易写俗。但方方没有这么做，她这样的描写反而达到一种力量。涂自强的真实命运也和他的乐观主义形成反差。”宁肯说。

　　李静也提到，方方抓住了“蚁族”这个重要题材，这样一个庞大群体到底里面的主人公是怎样的生活状况？精神世界如何？这些在以往的文学里表现得不是太多，但这又是人们都会关注的题材。“作家涉及这个题材，蛮有职业敏感，表现出极度关心时代、社会状况的强烈情怀，所以写这样一个主人公很吸引人。”

　　主编宁肯：对社会的审视缺了点自由感

　　“这是一个人的悲伤还是时代的悲伤？”这也是宁肯在看完小说后的感慨。曾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路遥笔下的那种凭一己之力改变命运的人生在今天还有没有可能？宁肯认为这部小说的意义就在于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弱势群体没有资源，什么时候才能翻身？什么时候才能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宁肯在采访中也给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恐怕暂时没有答案，或者答案比较残酷。

　　不过李静也提到了对这篇小说不满足的地方，她认为小说对人物的性格描写粗了一些，缺少刻骨铭心的细节。而且“小说只有中景近景，缺全景和特写。人物的质感和说服力欠奉。作家对社会的审视缺了点无所回避的自由感。中国作家整体来说，缺少结构性的精神框架，致使笔下的人物和空间比较平面化。”

　　■ 人物

　　方方，本名汪芳，1955年生于南京，成长于湖北武汉。1974年高中毕业后在武汉当过装卸工，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至湖北电视台工作。现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1987年发表中篇小说《风景》，获1987—1988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并因此成为中国“新写实”派代表作家之一，著有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水在时间之下》《武昌城》等。

　　■ 对话方方

　　普通家庭的年轻人的确非常艰难

　　如无家庭背景，如无强势关系，如无个人天赋，对于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能力相对普通的年轻人，在现在的社会，的确是非常艰难的。

　　新京报：涂自强一路走到武汉，遇到许多好心人，从他的乡亲到路上照顾他的陌生人，都让他以后当大官，这体现了什么？

　　方方：我们的大多数人从一生下来就认定，只有当大官才能发大财，只有这样，才算有出息。他们的生活中只有这些，他们也只知道这些，而不知道其他。

　　新京报：小说结尾涂自强死了，你觉得安排这样的结尾是一种必然吗？对主人公会是一种解脱吗？

　　方方：是的。如果他没有得病，当然不会死。他还会继续挣扎在与命运的抗争中，十年或是二十年后，或许他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但如果他得了病，他真是没有救。现在的医疗费用，就是让得大病的人去死的。有一年我在政协开会，看到不少关于一人得病，全家拖垮的材料。有夫妇两人都得了病，为了不拖累孩子，两人绑在一起跳了长江。农民得病则更惨，哪怕富了起来，只要有一人得病，立即返贫。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新京报：在小说里涂自强是一种非常无奈的状态，一方面是家乡父老对他的过高期望，或者说对考上大学这件事的误解。另一方面他又必须一个人去面对现实生活残酷的那个部分。但非常有趣的是，涂自强本人似乎从来没有抱怨命运不公正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方方：像涂自强这样自小在艰难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进了城上了大学，大学的生活，与他之前相比，实在是好得太多了。他心情愉快，也是理所当然。他本身是一个天性善良、性格温和的人。他是学理工科的，相对于文科生，本来就会牢骚少些，是能理智面对现状的一类人。经过大学，他知道自己的先天条件不如他人，他决意以更加努力的方式来弥补。所以，他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一直非常努力。他的机会的丧失，是因为家里出事，他自然会觉得是自己的运气不好。只是，他后来的无奈，是参加工作之后，生活艰难，才一点一点滋长起来的。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仍然抱有信心地在生活中打拼。他是一个心理非常健康的年轻人。

　　新京报：你觉得涂自强的命运到底是什么造就的？他自己并非不努力，而且其实可能比很多人都要努力。

　　方方：是的，他很努力。甚至就是我们所见到的年轻人当中最努力的那一个。但是，谁都能看到，他作为一个穷人的孩子，一个想要改变命运的农村大学生，真要在这大都市里从容地站住脚，根本不是件容易的事。他要付比其他人多得多的代价，这代价或许相当沉重。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为改变命运，不择手段。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择手段？因为通过正常渠道的奋斗和努力来改变命运，实际上是一个相当遥远的梦想，很多人根本没有耐心等到那一天。所以，我以为现在的社会，恶劣的生存条件，就如一只凶猛的狼，天天啃噬着涂自强这类年轻人的身心。

　　而我们的涂自强，是另外一类。他试图通过正当方式的努力，也没有什么对手害他，他遇到的波折似乎更多的是他家里的波折，是他个人运气不好。而透过这些不好的运气，你能看到，生活在一个不健康社会一个不公平的社会中，所有的人尤其是穷人，都是被伤害者。

　　新京报：你觉得在今天，一个年轻人有可能凭借一己之力改变命运吗？

　　方方：如无家庭背景，如无强势关系，如无个人天赋，对于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能力相对普通的年轻人，在现在的社会，的确是非常艰难的。而今已经不是通过自己努力便可以改变命运的社会了。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