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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引进的,是一个知识领域”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25年回眸

2013年03月09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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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已经持续25年,出书150多种,在国内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说起费正清的《中国:传统与变革》,史华慈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等美国汉学家的名著,很少有中国学者会陌生,这些图书的中文版,均来自于刘东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到今年,这套书已经持续25年,出书150多种,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法律、宗教、社会学、人类学、科技史等领域,作者涵盖美、英、日、德、法、荷、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其中,知名的海外学者包括余英时、列文森、杜赞奇、宇文所安、沟口雄三等。

  时至今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在学术界树立了崇高声誉,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独特的外部视角和研究方法,不仅启迪了中国几代学者,而且使得一批批留学海外的中国学子,可以直接与海外中国学产生知识上的承续。

  近日,该丛书25周年出版座谈会在南京举行,丛书的主编、编辑以及经手人讲述了丛书背后的出版历程,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我们引进的不仅仅是一批书,而是引进一个知识领域。当今国内学术界,几乎罕有人不受我们的影响。现在我的忧虑都是反过来的,因为这套书的影响实在太大,以至于年轻的孩子们唯恐学得不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主编、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东说。

  在江苏人民出版社成立六十周年的历程中,因为这套书,刘东和该社一起走过了近一半的旅程,回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25年来的曲折,他感慨良多。

  初创:放眼海外,一鸣惊人

  1987年下半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周文彬等人找到了当时正在北京攻读博士的江苏人刘东。当时,刘东正师从于名满天下的学者李泽厚和庞朴。刘东出了不少建议,并透露了自己与几位同道打算搞一套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的丛书的计划。至于出版这套丛书的宗旨,丛书编委会的官方表达是:“借鉴海外汉学,促进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刘东1988年为这套书写的序言中如是说道,“在对外开放的今天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81岁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原副总编史家骅记得,这套书立项时,社里颇有争议。60年代,史家骅曾在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工作,接触过很多海外资料,调入出版社工作后,他在1985年担任了《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手册》一书的编辑。于是支持了这套书的出版。“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停顿多年,海外对于中国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学科,他们看问题的思考方法、角度往往跟我们的反差是很大的,这就可以使我们看问题的时候有一种参照,也有助于我们把问题想得深一点,全一点。”

  年近七旬的周文彬记得,“改革开放之前,编辑没有自行策划出书的权利,而我们出版人的使命就是要出好书、创品牌,这是我们的立场,也是我们的权利。我想引进一套自成体系、不断扩大的学术丛书,这是我的使命,也是我的位置。”

  丛书启动后成立了编委会,名单在当时看来就相当抢眼:顾问是金克木、戈宝权等;主编是李泽厚、庞朴;副主编是刘东、姚大力;编委是王友琴、王润生、刘迎胜、刘昶、何光沪、周国平、张国刚、钱乘旦、梁治平等人。

  据周文彬回忆,实际筹划与创办这套丛书者主要是刘东和姚大力,提供建议、书目等相关工作的人有不少,不过都是客串性的。1989年之后,丛书改由刘东任主编;编委会逐渐取消。

  起初,“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原计划出版三辑,并没有打算一直出下去。1989-1992年出齐的第一辑10种图书,包括《中国的现代化》(罗兹曼主编)、《中国:传统与变革》(费正清等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余英时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史华兹著)、《儒家思想新论》(杜维明著)等。很快,这些著作赢得了一片喝彩。

  曲折:冒着夭折的危险熬成传统

  随着一本本分量十足的著作逐渐面世,丛书声誉鹊起,也影响越来越大。到上世纪90年代末,这一丛书在读书界已经耳熟能详,因此也就持续出版下来。如今,“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已经成为最能代表江苏人民出版社形象的品牌,参与丛书的编辑约30人。

  但在25年时间里,“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出版并非一帆风顺,也曾停滞不前,最少的时候,每年仅出了两三种新书,幸好周文彬一直坚持下来。据刘东回忆,在前15年,这套书也仅仅出版了60种,因此,他有“熬成传统”之说,其中不无悲观之意。

  1999年,一个主要分管的领导找到当时的社长吴源谈话,“这个书出个没完没了,要出到哪一天啊?”他觉得,这套书经济上压力很大,想停止出版。吴源说,这套书社会影响很大,现在已经开始持平(后来就开始有盈利了)。另外,这套书和一般的丛书不同,它是一门新的学科,也是一套知识体系,它的前途如何取决于西方对中国有没有好的研究,如果人家不断地有好书出来,这套书就能坚持下去。后来,领导接受了吴源的意见。

  就学术出版而言,能否长期坚持,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压力有直接关系。江苏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府建明称,“去年出的不算,到目前为止,这套书的重印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单册销售最多的,我的印象中最高的是《中国的现代化》,印了七次,大概售出了六万多册。其余的品种,平均算起来每种售出大约12000册。利润率现在综合看来应该是,去掉所有成本后肯定有利润盈利,但是坦率地说盈利率并不是太高。”

  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是在2005年之后,此时,丛书产生了两个子系列——“女性研究系列”;“海外学子系列”,同时酝酿第三个子系列——“环境研究系列”。丛书的学术地位得到了普遍公认,其规模效应也开始凸显。2008年,丛书获得了出版资金补助,当年出版的新书创下了15种的最高纪录,其中包括《中国与达尔文》《欧几里德在中国》《王弼〈老子注〉研究》《帝国的隐喻》《私人领域的变形》等名作。

  忧思:读者囿于丛书的影响力而丧失批判性

  如今,150多种图书已经颇具规模。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现在很多书我也看不太懂,应该出版一本‘知识地图’,既是一个知识读本,也是一个批判性读本,可以了解整个海外中国研究的脉络。”凤凰出版传媒部的副总经理佘江涛建议。

  刘东直言,“这套书有助于中国学者在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之间建立一个平衡,现在有一个问题,因为这套书的影响实在太大,以至于年轻的孩子们唯恐学得不像,但是,读者很少知道美国汉学界的知识地图,不知道这本书和那本书是什么关系,很可能你喜欢的两本书,它们两个是对头,你同时引证他们两个人的观点,就只能暴露你什么都不懂,这样的事情我见得太多了。”刘东说,“我在北大关于海外中国学的讲稿其实早就写完了,只是没有时间整理出版。”

  按照刘东的划分,美国的中国研究大概有三种,一种是美国学界,比如哈佛、耶鲁等校学者;一种是智库;另一种是记者撰写的著作。近年来,美国学界的中国学研究已明显衰落。这让刘东以后选书时,或许将遭遇一定困难。“我们明显看到了海外汉学界的后继无人。魏斐德去世之后,伯克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想找一个镇得住这个地方的人,但是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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