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高院院长：冤案基本与刑讯有关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齐奇，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交建议案，建议两高、公安部联合制定死刑案件审判期间证据补查程序的规定，解决刑事诉讼的运作机制问题，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证据收集、示证、质证、认证和审查制度，并规定相应的违法追究责任，防范死刑错案。

　　齐奇表示，在审理死刑案件期间，证据材料存在问题的现象时有发现。个别侦查机关为了定案，不全部移送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材料。有的侦查人员或审查起诉人员认为侦查工作已经结束，对补充侦查不重视或久拖不查。这些导致法院在“定罪判刑”和“无罪放人”上面临两难，直接影响死刑案件的审判质量。

　　齐奇还表示，刑事上的冤错案件，基本都与刑讯逼供有关。

　　据媒体报道，1995年，浙江萧山发生两起抢劫并杀害两名出租司机案件，在缺乏作案工具、指纹证据，主要依赖口供的情况下，4人被判死缓，一人被判无期徒刑。去年12月，凶手被证明可能另有其人。目前，浙江高院已经立案复查。

　　对话

　　“追求百分之百破案率不切实际”

　　新京报：你在建议里列举了死刑案件证据可能存在的问题，有11种情况。

　　齐奇：这些情况都会导致误判，所以需要侦查机关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新京报：有时候为了取证，会有刑讯逼供，你怎么看？

　　齐奇：客观上讲，警察和犯罪是对立的。在对立当中，嫌疑人尽管会抵赖否认，但他的人权仍要得到保障。可警察有时候也会情绪激动，会动粗，甚至刑讯逼供。尽管动粗后的确也获取口供破了一些案子，但同时也可能带来巨大的副作用，可能会屈打成招，铸成冤错。所以各国的法律对刑讯逼供都是持负面评价的，都是要制止的。

　　新京报：为什么到现在杜绝不了？

　　齐奇：过去有片面的讲法，所谓口供是证据之王，口供出来了，再根据口供找到一些证据来证实犯罪，似乎成本比较低。另外，警察常常面临尽快破案的压力，时间比较紧，到处去找痕迹、找遗留物很不容易。现在要求警察不要过于依赖口供，重在利用侦查及科技手段收集客观证据。口供也很重要，但必须是符合真相的。

　　新京报：公安破案的压力来源于哪里？

　　齐奇：比如说当地连续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大案，公安的压力就会很大。破案的压力很大，有时候取证就可能发生误导，偏听偏信。

　　过去有过一个口号，就是“命案必破”，这实际是一种理想化的目标，盲目追求百分之百的破案率是不切实际的。从法院角度来讲，对“命案必破”是持不赞成态度的，它不符合实事求是，能保持一个比较高的破案率就很不错了。

　　新京报：如果侦查机关提供的证据有问题，法院发现的难度大吗？

　　齐奇：除了要移送能指控被告人犯罪的证据，也要移送证明他可能罪轻或无罪的证据。不移送不利于定罪的证据，就成了主观取舍客观证据。如果他们不移交，我们的发现难度就比较大了，因为没有移交的部分我们无法掌握。根本没有看到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这就可能会导致误判。

　　“法院判无罪，公安检察有压力”

　　新京报：出现错案怎么追究责任？

　　齐奇：如果是我们的法官办错了，先要看他有没有故意隐瞒证据，有没有重大疏忽。如果有故意隐瞒和重大疏忽，是有很大责任的。如没有这种故意或重大过失，那主要是剖析教训，举一反三，努力提高业务水平。

　　新京报：律师不是可以提供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吗？

　　齐奇：如发现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律师会提供的，包括他认为被告人被刑讯逼供了。但律师没有刑事侦查的手段，一般只能在现有证据材料的基础上提供帮助。

　　新京报：是不是每个刑案都能请得起律师？

　　齐奇：大部分请不起。近年来，浙江法院率先扩大了法律援助范围，只要是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没钱请律师的被告人，全部提供法律援助，仅去年就增加了一万多人的刑事辩护。

　　过去，没有钱的被告人法律援助比例很低，因为要提供各种材料，证明经济困难，很繁琐。后来我们跟司法厅商量，凡是家里还有点经济条件的，一定都会尽可能花钱请律师。如果不请，一般就是家里穷。后来，司法厅也很支持刑案的辩护援助。

　　新京报：律师参与多了，不是让法官麻烦了吗？

　　齐奇：是的，法官比较麻烦了。辩护人来了，开庭时间要长一些。但没有辩护人，刑事法庭上的控辩就是失衡的。有人说，刑事案件95%以上都是走走形式的，证据都基本在案，清清楚楚了，有没有辩护无所谓。

　　我和法官讲，就算100个案子有99个在走程序走形式，只要逮住一个在证据上确实有问题的，甚至有可能冤错的，就很了不起，就是保护了人权。

　　新京报：判无罪会有什么影响？

　　齐奇：在一些英美法系的发达国家，判无罪司空见惯。一直以来，从我们刑事诉讼的惯性看，如果法院判了无罪，社会上对检察院和公安可能会形成很大的压力，似乎就不得了了。其实，法院判检察院败诉，并不等于就是放纵了犯罪分子。

　　这一次法庭上的证据没有完全套住你，以后再盯着，收集到足够的证据，最终还是会将其绳之以法，有这样的社会心态就好了。现在你只能对、不能错，卡着大家没有回旋余地了。

　　“萧山案复查结论不会遥遥无期”

　　新京报：萧山案中，没有直接判死刑，而是判了死缓，为什么不能“疑罪从无”？

　　齐奇：从职业角度来看，当时杀害两个出租司机哪有不判死刑的，3个死刑全部改判死缓也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在当时的条件下留有余地，如果这些人当时执行死刑了，现在可能更是无可挽回了。平心而论，当时的证据材料可能尚未达到“疑罪从无”的程度。

　　新京报：他们的复查结论还要等多长时间？

　　齐奇：我想这个案子不会遥遥无期，等待漫长的时间，不会的。媒体希望能够快一点，这个我理解。但是我也想跟媒体讲，认定犯罪要严谨，不能像运动式的打老虎，纠错也要严谨，也不要搞运动式的一哄而上。要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是非常认真的。

　　新京报：你觉得造成冤错案件有没有什么规律？

　　齐奇：刑事上的冤错案件，基本都与刑讯逼供有关。大多数可能是破案心切，先入为主，主观判断，偏听偏信，靠刑讯取得口供，屈打成招。最近，美国有一个检察官出了一本书，叫《冤案何以产生》，我们已经发给高院和中院的刑事法官看了。

　　新京报：你希望他们从这本书里学到什么？

　　齐奇：这本书的作者把自己的检察官经历写成书来教育法律工作者，怎么样防止冤错，这里有很多规律。他总结了17个常犯的错误。比如说，不要以为只有有罪的人才会认罪，不要以为发生冤案是由于合理的人为过失，不要以为错误的有罪判决都会在上诉程序中得到纠正。

　　建议两高、公安部联合制定死刑案件审判期间证据补查程序的规定，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证据收集、示证、质证、认证和审查制度，并规定相应的违法追究责任，防范死刑错案。

　　——浙江高院院长齐奇

　　今年我又提出了关于加快放开企业间借贷的建议。去年央行给我一个答复，他们都承认了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改过来，我这一次再来催促一下。

　　——浙江高院院长齐奇

　　本版采写、摄影/新京报记者 宋识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