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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入宪时机已成熟”

全国人大代表王如松表示,生态文明建设入宪是从源头上扭转生态恶化趋势的需要

2013年03月13日 星期三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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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王如松联名30多名代表,提交了《关于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权入宪的建议案》。新京报记者 韩萌 摄

  十八大报告提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并将生态文明写入党章。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期待,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国家已经制定了明确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实现上述目标的路径在哪里?会遇到哪些“拦路虎”?对此,新京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如松。

  不合理经济发展方式致环境恶化

  新京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期待,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要达成这个目标,你觉得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王如松: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生态环境问题都占有相当比重,十八大更是提出了“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五位一体目标。

  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往往是生态文明停留在口头上。建设美丽中国,必须突破观念和体制障碍,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观念和条块分割的体制障碍,从制度和行为上扭转错误的政绩观。这次人代会,我们就提交了一个《关于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权入宪的建议案》。

  新京报: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权入宪,具备可行性吗?

  王如松:首先必须看到,生态文明建设入宪是应对生态危机、改善生态环境的现实需要。为了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意志,有必要在根本大法——宪法中确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

  十六大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写入了党章。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将“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写入了宪法。十八大已经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了党章,所以生态文明建设入宪的时机已经成熟。

  新京报:其他代表们赞同吗?联名的代表多么?

  王如松:很多代表赞成,4日刚开完预备会,就已经有30多名代表联名。大家清楚,当前,我国面临着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追根溯源,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方式是造成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所在。而生态文明建设入宪,是转变发展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恶化趋势的需要。

  迫切需要一部《区域生态规划法》

  新京报:那么环境权入宪呢?也有生态文明建设入宪的基础和迫切性吗?

  王如松:纵观发达国家,当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的时候,环境状况都得到了很大改善,出现了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拐点。目前,我国的人均GDP已经接近了这个水平,但是环境状况却不仅没有根本改善,一些领域和局部地区甚至还在恶化。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我国的环境保护和治理方式都是由政府主导,公民的环境权利和义务还不是法定的,公众参与度不高。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环境权入宪已经成为全球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和潮流。截至2006年,法国、俄罗斯、南非等53个国家都对环境权予以了宪法确认。

  新京报:如果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权入宪,就能改变领导干部的观念障碍,扭转错误的政绩观吗?

  王如松:修宪是大前提,目的是确定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保护的重要地位。其他环保方面的法律,也要健全。比如我国迫切需要一部《区域生态规划法》,作为城乡规划法的上位法。现在区域规划除了有一个国家尺度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外,还没有国家颁布的法规,各地城市规划和土地性质往往因地方利益而被随意改变,生态环境的严峻形势,要求我们管好每一块土地、每一片水域。每一块土地、每一片水域都有一定的生态服务功能,应当像房地产那样进行量化管理。

  比如一块建设用地原来的熟土拥有量、水源涵养能力、生物多样性、热耗散等是多少?土地开发后每年有些什么变化,都需要检测、监管和审计。用地单位有责任进行修复和对生态占用进行补偿,补偿费用于一类新型产业“生态资产管理企业”的营业收入,通过市场机制来推进区域生态资产和生态服务功能的管理。

  条块分割体制是环境管理瓶颈

  新京报:从生态文明建设入宪到制定《区域生态规划法》,你的建议都围绕着环保立法。也就是说,建设美丽中国,必须走法治之路是吗?

  王如松:法治是环境管理的必由之路,这毋庸置疑。从立法到执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还需要进一步地完善,特别要树立法律的权威性,防止权力对法律的干涉和践踏。

  而且,一些矛盾和问题也迫切需要解决,比如政绩考核制度、决策问责制度、环保管理体制等。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市民邀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的事情?

  王如松:前不久网上传出了这则市民邀请当地环保局长下河游泳的报道。这是社会环境意识提高、群众关注生态的表现,但我们不要过分指责基层环保局长。因为环保工作干得不好,百姓不满意;干得好,可能制约地方GDP的增长,领导着急。

  有人统计过,从环保局长这个岗位提升到高一级领导干部的人很少,而且当环保局长时间越长,提拔机会也越小。

  另外,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也是环境管理的瓶颈。以生活垃圾为例,可以说,全国截至目前还没有哪一个城市真正解决了生活垃圾问题。

  填埋也好、焚烧也好、堆肥也好,是政府负责?还是企业经营?还是市民责任?都有系统不配套,体制不健全,行为不自觉的问题,都是生态文明是否融入了和贯穿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五位一体问题。

  我认为,这里既有观念问题、体制问题、行为问题,也有技术问题和系统问题。

  改善环境核心是政府决心和力度

  新京报:除了理顺体制、整合职能外,国家的行政体制管理还需要改变些什么?

  王如松:还有生态资产管理模式。我到德国考察时,发现一些地区的生态管理机制很健全。

  比如一个房地产项目竣工验收前,要测原来的表层熟土到哪里去了?土壤经过生物多样性的作用每100年才会形成1厘米厚的熟土层,是一类宝贵的生态资产,建设项目挖出的熟土,不准翻到地下或作渣土填埋,否则就要被处罚。还要测地下水位与相同条件的邻近单位相比是升高还是降低了?升高表明往地下注了水;降低表明抽取了地下水,都会收到罚单。占用了多少生态资产,就要补偿多少。

  新京报:现在PM2.5已经被一些网民评为“天下第一难”,社会呈现出“环境焦虑症”的倾向。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如松:PM2.5之后,也许还会关注PM1、PM0.5,但这些都只是表象,其深层原因是人的观念、体制、行为在资源代谢、行政管理和社会行为等环节的生态文明问题。

  但是,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一步步来。比如理顺环保体制、整合环保职能,就需要先试点,避免走弯路。再比如PM2.5的治理,如果现在就要求按先进国家标准治理PM2.5,也并非不可能。通过关掉所有污染型工厂和工地、大范围限行机动车等措施就能做到,但是会导致引发失业、影响民生等连锁反应。所以,生态学强调适应性管理,要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改善生态环境的核心是政府的决心和力度。

  从十八大的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到政府工作报告的创新思路和战略部署,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央的决心,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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