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胜利就是人的胜利

　　□书评人 西闪

　　相对于淳朴而恬美的农村，城市意味着矛盾复杂混乱，乃至肮脏和罪恶。这一观念长期占据着很多人的头脑，包括那些杰出的头脑。例如卢梭就曾经有言：“城市是人类的深渊。”反对城市化的甘地也说过“印度的发展并非依赖城市，而是依赖村庄”之类的话，更别提大唱自然赞歌的梭罗了。后者在《瓦尔登湖》一书中盛赞大自然对人类的慷慨而仁慈，以映衬比邻而居的城市生活不足挂齿。

　　被冤枉的城市

　　然而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认为，这些人的看法全都错了，而且错得离谱。印度的发展与城市化存在近乎完美的相关性：印度城市人口每增长10%，人均产值就会增加三成。而城市人口占多数的国家的人均收入比农村人口居多的国家高四倍。

　　至于被环保主义者视为入世圣徒的梭罗，格莱泽更是不以为然。格莱泽认为，梭罗毕业于哈佛大学，在城市生活中获取智识，却反过来攻击城市生活，实在是荒唐至极。他还援引当时的媒体记录，指责梭罗为了一锅野炊的鱼汤，引发的火灾导致300英亩的森林化为灰烬，因而根本就是一个毫无悔过之心的纵火犯。在他看来，若是梭罗不去扮热爱自然的圣人，而是老老实实呆在城里做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对环境保护做出的实际贡献肯定会大得多。

　　总之，在格莱泽的笔下，城市绝对不是悲惨的渊薮，而是进步的源泉。他理直气壮地宣称：“城市是我们人类最为伟大的发明。”

　　道理何在？格莱泽点面结合，简述城市的一般发展史，详谈城市发展的经典案例。纽约、伦敦、班加罗尔、休斯敦、新加坡和东京，都在他的考察视野之内。像城市规划领域最伟大的思想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强调的那样，格莱泽也特别重视城市为居民面对面交流所提供的诸多积极功能。他认为城市有别于乡村的一大特点，就是人与人之间物理距离的缩短、靠近以至于消失，也就是《城市的胜利》中一再强调的“接近性”。城市不仅将不同的人、不同的组织聚合在一起，还在彼此之间建立起了种种有机的、坚韧的关联。毫无疑问，这种种关联必然包含着精细的分工、微妙的协调以及有效的交流，其本身就意味着生产力和创造性。

　　其实，被赞美的是人

　　如果说《城市的胜利》是一首城市文明的赞歌，那么透过接近性这个字眼，听众将会发现，格莱泽写下的“歌词”其实与人类高度的社会属性有关。高度的人类文明需要高度紧密的人际互动，高度紧密的人际互动需要高度关联的城市作为物质意义上的载体，这就像辛勤创造的蜜蜂与嗡嗡作响的蜂箱之间的关系。书中一个小实验可以提供证明：在玩一个赚钱游戏之前，面对面交流10分钟的游戏者比远程交流30分钟的游戏者赚得更多。原因很明显，更紧密的人际互动能产生更多的信任、互惠、合作和灵感——这正是城市的优势所在。

　　所以，读者千万不要误以为格莱泽的城市赞歌是为钢筋森林而作，他始终着力的是人，是城市中的人。正因如此，格莱泽对失败城市的批判才更有说服力。他认为，像美国铁锈地带（Rust Belt）的城市之所以走向衰败，根本问题在于单一的城市居民无法产生丰富多元的社会互动，从而彻底失去了创造力。如果这一根本问题得不到解决，就算政府投入再多的资金，进行再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底特律的街道上仍将一片死寂。

　　格莱泽不断提醒人们，城市的底蕴在于居民，而不在于混凝土。所以他批判过犹不及的迪拜，反对城市的盲目扩张。对中国城市摊大饼式的平面扩展，他也表达了忧虑。至少，这是一个特别的警示——格莱泽的城市赞歌不是为表面羞怯，实则狂热的中国“城镇化”谱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