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先生的十年改革之旅(2)

　　（上接B10版）

　　汇改与“人民币先生”

　　在周小川此前的任期内，国际上对于人民币被低估的声讨络绎不绝。2005年的G7峰会上，周小川直言，“汇率政策不是今天的议题。”

　　商业银行改革于周小川和央行而言，只是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并非央行本业。

　　管理通胀和促进宏观政策稳定才是央行的基本职能。

　　由于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改革上的成绩，海外媒体称其为“人民币先生”。

　　在周小川此前的任期内，国际上对于人民币被低估的声讨一直络绎不绝，这种情况一直到金融危机之后才略有改善。

　　汇率过于僵硬会降低投机资本流动的汇率风险，可能诱发投机资本的大进大出，对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造成冲击。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都与此有直接关系。

　　对此周小川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固定汇率好像打仗时手里拿的盾牌，无论你如何打来，我都坚持不动；如果我坚持不住，冲击就会造成影响。浮动汇率则像海绵垫子，你要打进来我就给你一个软的，进来就进来，我不让你打到我；等你想撤的时候，我还夹你一下，让你脱一层皮再走。”

　　但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2005年2月的G7峰会上，周小川回应人民币升值呼声时说，“汇率政策不是今天的议题。”

　　当时国内的银行改革尚未落幕，货币政策也需要准备。

　　周小川说，国有银行改革、利率市场化等动作在先，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给汇改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2005年7月21日，在外界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下，人民币汇改正式启动，启动浮动汇率制度，2008年因金融危机中止，但在2010年6月再度启动。

　　汇率改革的必要在今天已经不再受到质疑，但中国经济的外向型结构、此前低附加值和抗冲击能力低下，一度给推进汇改带来阻力。

　　此外，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形成的“双顺差”（贸易和资本项下）格局，使得外汇储备暴增，也是“汇改”推进的阻力重重。

　　中国的外汇储备大部分持有美元资产，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意味着外汇储备出现资本损失。而外储增多导致货币投放增多，也制约国内的货币政策。

　　2012年6月，周小川也曾表示，央行“一直不希望有过多的、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但既然现实情况是有那么多的储蓄，而结构调整又是渐进的，就必须面对风险，正视过量储蓄的风险管理问题”。

　　中国数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双顺差”格局下，未来汇改仍然是周小川新任期内必须要面对的难题。

　　“百万亿先生”

　　多数市场人士认为，将货币超发和通胀的板子全打到央行身上并不恰当。在中国，很多货币政策的推出并非央行独立决策。

　　在周小川任内，中国央行通过货币政策调节市场常态化。

　　周小川在3月13日的记者会上说，中国的货币政策是为四项目标共同服务的，第一是保持低通胀；第二是促进经济增长；第三是促进就业；第四是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但是，货币政策多数时候会带来争议。

　　全球范围内最知名的央行行长，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任内，美国经济成功摆脱网络经济泡沫的影响，实现了长达十多年的持续繁荣，但在2008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市场人士认为格林斯潘时代的宽松是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

　　而在中国，周小川在近期有了一个新称号，“百万亿先生”。

　　今年2月末，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逼近100万亿元，而2002年初只有16万亿元。渣打银行测算，2011年中国提供了全球新增广义货币中的52%。

　　在这些数据背后，是2009年以来，市场甚至部分政府职能部门对于“货币超发”颇有微词。

　　央行在2008年10月开始准备，11月即配合政府一揽子刺激计划采取应对措施。但包括财政政策在内的宽松政策，被认为导致了后来的通胀、资产价格泡沫等一系列问题。

　　2009年9月，当时已经从央行卸任的吴晓灵就对宽松货币政策提出批评。发改委也一度发出过“货币超发”导致通胀的言论。

　　在2012年底的财新峰会上，周小川在长达一个小时的演讲中说，全球经济剧烈下滑，有人称之为“自由落体”。在各方面难以预估冲击强度的情况下，行动必须要快。

　　周小川说，谁也不知道力度怎样合适，总体上力度大一点比小一点好，早一点抑制住（危机扩散），效果要好一些。

　　他在今年3月份全国两会中表示，货币政策有利有弊，不能既要效果好，又要零代价。

　　不过他也承认，如果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能再早一点退出，效果可能会好一些。“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

　　对于M2数量，周小川认为，如果将M2数量和GDP相比，中国不是最高的，中国储蓄率高，间接融资比较大，因此M2比重较高。M2保持在合适水平，不会导致突发性的物价上涨。

　　但多数市场人士认为，将货币超发和通胀的板子全打到央行身上并不恰当。

　　在中国，央行并非如美联储一样独立于体系之外，很多货币政策的推出并非独立决策。此外整个银行体系也并非完全商业化。

　　吴晓灵在2011年提出的金融改革顶层设计建议中，其中一点正是央行独立性问题。

　　社科院学者张明认为，周小川的留任，一方面是来自最高层的对周小川行长过去10年内工作的肯定，也反映出要在当前格局下找到一个完美的继任者的困难；另一方面，这可能蕴涵了要进一步增强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意味，甚至可能为传说中的金融大部制改革埋下了伏笔。

　　■ 展望

　　周小川的新征程

　　新任期内，人民币国际化与管理通胀将是周小川的主要任务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虽然目前官方提法仍然谨慎，但市场仍预期周小川连任后，中国在这一政策上能稳步推进。

　　在周小川的十年任期内，中国经济经历了从亚洲金融危机复苏，到经济高涨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其间中国推行了汇率改革，推动了利率市场化等。

　　如今，65岁的周小川破例留任央行行长，他的挑战还在继续。

　　人民币国际化新征程

　　学者巴曙松认为，在成功推行国有银行股改上市等重大金融改革后，预期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成为新任期的主要任务之一。

　　2009年3月23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首次公开提出创建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新主张。周小川还建议应该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以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

　　周小川的言论在发达国家激起了惊涛骇浪。当年，周小川就因此番言论入围《时代》人物榜。同年12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选出本年度100名思想者，周小川因为“警醒国际不应再依赖美元”列第9名。

　　不仅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开场白。市场预期中的“国际化”，并非仅仅指人民币的跨境使用，还包括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

　　早在1992年，周小川就和谢平等人完成了《人民币走向可兑换》的课题研究，其中称人民币可兑换不是改革的目的，而是实现改革开放总体目标必不可少的步骤。

　　随后“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字句出现在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中，随后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但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目前仍然推进缓慢。

　　在今年3月13日的全国人大发布会上，周小川说，人民币跨境使用发展后，会产生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需求，但是因为资本项目可兑换也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是按逐步实现的提法来把握”。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阶段，更自由的人民币反过来将可培育更开放健康的市场。虽然目前官方提法仍然谨慎，但市场仍预期周小川连任后，中国在这一政策上能稳步推进。

　　通胀永远是难题

　　对于央行而言，管理通胀永远是主题之一，大部分情况下还是最重要的主题。

　　2003年到2012年间，周小川执掌央行的前十年间，从数据上看，中国经济整体实现了高增长和低通胀的态势。

　　社科院学者张明的统计显示，十年间中国年均GDP增速为10.5%，CPI增速3%。他认为，这部分归功于“货币政策操作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中国经济周期的大幅波动、经常出现的过热，时常考验货币当局的智慧。比如在2007年，央行史无前例地6次动用加息工具。在治理流动性过剩中，当年的周小川更像一个“斗士”。从年初一直到年尾，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5.5个百分点，这是一年前任何专家都没有预测到的。货币掉期、定向央票、特别国债、特种存款也成为他手中的“武器”。

　　新时期如何管理通胀，一些学者提出了很简单但实际的疑问，比如如何在理顺资源价格体系的情况下管理通胀。

　　周小川在3月13日的记者会上说，要高度关注通货膨胀。对于可以容忍高通胀的看法，他认为，“这种想法可能不一定对”。

　　对此，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这是“周小川在他一年里最重要的记者会上做出的‘鹰派’表态”，表明中国为了遏制物价和楼市，愿意接受略微慢一些的经济增长。

　　■ 素描

　　从知青到改革学者

　　周小川是中国央行第一个拥有博士头衔的行长，他还曾两次拿到中国最高经济学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执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央行十年，周小川过去十年一直是中外经济人士关注的焦点。

　　有人将周小川与美国格林斯潘相比，因为两者对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以及职责相似。也有人将周小川与英国凯恩斯相比，因为他们都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不忘情于学。

　　从系统工程看经济

　　周小川曾表示，“我的父母长期在工业部门从事经济工作，受他们的影响，我从小就对经济问题比较感兴趣。”

　　周小川的父亲周建南，曾任一机部副部长兼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副总局长，上世纪60年代曾组织编制机械工业科技发展规划。

　　但他的人生在起始阶段，与金融无关。

　　1972年，在“上山下乡”四年后，周小川进入北京化工学院读书。当时的周小川，对计算机、系统工程充满兴趣。

　　1978年，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周小川考上了机械研究院系统工程应用工业的研究生，师从中国工程界的老前辈严筱均教授。从此他开始以系统工程的角度观察和研究经济现象。

　　关于周小川对经济学的研究，如果说有一个分水岭的话，上世纪70年代末可能是一个转折点。从那时开始，他进入对实质问题的研究阶段。

　　从当时的大背景看，钱学森等一批系统工程专家建议，要运用系统工程解释社会发展、人口以及经济等问题。初出茅庐的周小川加入了这一行列。

　　也正是他这一跨领域的研究，对后来观察和研究中国经济提供了另一视角。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对周小川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1979年至1980年，周小川曾构造了一个多部门动态发展的社会经济仿真模型，并用于政策分析。周小川的结构分析一开始就突破了单纯物质生产领域的传统框架。他的这项工作及事后产生的论文，至今对学术界仍有启发。”

　　最有能力的技术官僚

　　周小川是中国央行第一个拥有博士头衔的行长，他还曾两次拿到中国最高经济学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风起云涌，周小川一直以激进改革学者的面目出现。

　　1984年，当年的莫干山会议提出了价格双轨制，当时尚在清华大学的周小川和楼继伟合作，发表论文讨论价格体系改革及其模型、价格规划等。

　　1986年以后，周小川先后加入体改委、外经贸部，这一阶段周小川参与具体经济设计，在学术上也是高产阶段。

　　周小川所著《走向开放型经济》一书获1994年度“安子介国际贸易著作奖”，论文《企业与银行关系的重建》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政策建议》分获1994年、1997年度中国经济学界最高荣誉奖“孙冶方奖”。

　　这一期间周小川的研究涉及外贸体制、企业经营管理、价格决策、政府职能与管理设计等。

　　其中1993年，吴敬琏和周小川联合署名的《对近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整体性设计》中，其中提及，“中央银行今后只负责掌握货币政策和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中央银行应在宏观管理上强化对利率杠杆和利率为基础的见解调控工具的运用；专业银行尽快实现向商业银行转轨……”。

　　这次改革建议最终在周小川自己执掌央行时才得以实现。

　　“中国最有能力的技术官僚”，英国《金融时报》曾这样来描述周小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