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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仕曼亚洲文学奖得主来京参加“前门M餐厅文学节”,讲演“社会的迅疾变化”

申京淑 这个时代,需要修复亲密关系

2013年03月21日 星期四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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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京淑 韩国作家,1963年生于全罗北道井邑郡,毕业于汉城艺术大学文艺创作系。1985年,以中篇小说《冬季寓言》入选《文艺中央》新人文学奖,从此开始文学创作活动。主要作品有小说集《直到江水流淌》《风琴的位置》《深深的悲伤》《孤零零的小屋》等,散文集《美丽的阴影》《很久以前的离家出走》《草莓地》等,长篇小说有《深深的忧伤》《单人房》等。曾获得1993年“韩国日报文学奖”“当代青年艺术家奖”、1995年第40届“现代文学奖”、1996年“万海(韩龙云)文学奖”、1997年第28届“东仁文学奖”、1999年第5届“21世纪文学奖”、2001年第25届“李箱文学奖”等。

  日前,2011年英仕曼亚洲文学奖得主、韩国作家申京淑到访北京,参加3月份在北京举办的“前门M餐厅文学节”。凭借《寻找母亲》一书,申京淑获得2011年“英仕曼亚洲文学奖”。这个奖由中国香港国际文学节及英国英仕曼集团于2007年联合创办。近日,最后一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揭晓,这个奖即将停办。申京淑与另外三名中国作家姜戎、苏童、毕飞宇,以及菲律宾作家米格尔·西乔科,马来西亚作家陈德黄,成为仅有的六名获奖者。作为亚洲当代最引人瞩目的小说家之一,申京淑的《寻找母亲》在韩国制造了销售200万册的神话,被34个国家翻译出版,并登上美国的畅销书榜。

  这次来京她讲演的主题是社会的迅疾变化,主要讲述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转换间,身居其中的人内心的感受。她的很多写作都敏感于此,变化与人的不适应。采访中,她表示,她更容易打量到生活中那些不如意的、挫败的、分叉的事,而文学也在这样的时刻和位置诞生。她深切觉得,这个迅疾的时代,我们需要修复我们受损的亲密关系,在成为独立个体的同时,也能互相扶助和支撑。

  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

  关于写作

  愿意让被忽视的得以显现

  新京报:前几天有个叫迟子建的中国作家,在现代文学馆的一次讲座里,也被提问为什么作家总是关注到孤苦,有时连他们自己的命运也如此?

  申京淑:其实,文学本来就不太聚焦那些圆满的事,往往不顺利、不幸发生的时候,文学也应运而生。人在困难中,是如何克服与自处的,而且很可能,这种困难无论怎么克服都解决不了,好像宿命一样,这些都是文学的主题。作家应该是些那样的人,当有人把门狠狠关上的时候,他们会好奇去开启,去探究里边有什么,当有人给出标准统一答案的时候,他们会想果真如此吗,是否有另种答案,他们愿意让被忽视的得以显现,这些都是文学所站的位置。当然,我不只关注这些,我对人间所有的美丽的事物抱有大的热忱,世界上有那么多美好的事物!(大笑)

  新京报:在小说《深深的忧伤》里,你最后让女主角自杀了,包括《单人房》中的姐姐也是,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中,自杀现象在韩国挺严重的,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申京淑:这部小说主题是爱,当女主角认识到爱无法让她自己和他者完成统一后,她觉得无路可走,所以做了这样的选择,当然,这是我还很年轻时的作品,是当时情境下,主人公选择的解决绝望的方式。如果现在去写,可能不一定如此设置,可能愿意让人带着遗憾,带着限制生活下去。其实,本质讲,这些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些印记。时代发展迅疾,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从内心接受变化,这个故事,也是不能接受变化的人的故事。《单人房》中姐姐是产业社会中劳动者的一个形象,她的压力来自劳累和生活的苦闷,这样的人选择死亡,也是当时确有其事的。

  在韩国,自杀现象确实是很深刻的一个话题,当我有机会参与到年轻人的生活中时,我会做些劝慰。当然,我不会直接说你们不要自杀,而是告诉他们,人要带着愿望生活。现在在你眼前,有门关上了,不代表就一直关上了,时间是流动的,会有新的空气进来,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的全部,也不是人生的全部。在《寻找母亲》里,我有过一些表达,就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的,如果一个人被信任,被接纳,就不会轻易放弃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这个时代要做些亲密关系的修复,当然,不只是韩国的问题。

  关于《寻找母亲》

  孤独感和不安感,全世界共此命运

  新京报:怎么看《寻找母亲》这样一本关于家庭伦理的书也被西方人所接受,甚至登上美国的畅销书榜?

  申京淑:这本书已经在34个国家出版,海外国家中,美国是卖得最好的,大约有15万本左右。之所以被他们接纳,我觉得是现代生活的某些困境让他们也需要其中的情感力量。从表面看来,现代化的生活,让我们更为丰富和宽裕,但是从生命层面来说,也有更多的孤独感和不安感,不光韩国人如此,全世界共此命运。所以,一本《寻找母亲》会让他们拥有这样一段时间,就是想起自己的母亲,并有所启发。像代沟问题,传统和现代的转换,无论哪个国家都会遭遇。

  新京报:你曾经说过《寻找母亲》是一本你16岁就想写的小说,却一直没敢提笔,为什么呢?

  申京淑:主要是我对“母亲”的认识一直在变化。16岁,我去首尔闯荡,就想写母亲的题材,但是最终完成,是在二十多年后。在书中,母亲在第四章中登场,直接讲述自己,最后她说,你知道吗,我也一样,这一生都需要妈妈。最开始,我对母亲的理解一直是,她是为我的需要存在的全知全能的一个人,但是,后来慢慢意识到,她是同样脆弱的,无力的,她好像更需要一个母亲的角色去辅助她,所以,慢慢我们就成了互相之间,彼此辅助的一种关系。

  新京报:而且你有说过,寻找母亲的过程也是寻找自己的过程。

  申京淑:是的,这个故事是母亲突然在地铁站走失,然后她身边的各种人,女儿,儿子等开始回忆这个已经习以为常的存在,然后发现母亲怎么存在过是他们非常混沌的一种认知,他们没想到母亲存在的痕迹在他们内心里这么模糊,由此他们开始审视自己和母亲的关系,并通过这种审视来意识到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从这个意义讲,寻找母亲的过程同样是寻找自己的过程。

  关于中国

  中国的作家让我觉得开阔和博大

  新京报:你的很多作品都已在中国出版,这其中,哪些你认为更适合当下的中国人去阅读?

  申京淑:中国是翻译出版我的作品最多的国家,我的六部长篇小说都已在中国出版。譬如《寻找母亲》《哪里传来找我的电话铃声》《单人房》等等。如果是推荐给中国人,我觉得《寻找母亲》和《哪里传来找我的电话铃声》更合适一些。前一本中,交织着既成一代和年青一代的矛盾,后一本是关于年轻人的书,关于他们的爱恨情仇。当下的社会,发展迅疾,生活其间的人,必然有着很多的感受,这是全球性的一种特征,所以我想,尽管我生活在韩国首尔,你们生活在中国北京,但我们的生命质地很多是相同的,我们能感受到相同的东西。

  新京报:对中国作家的作品有了解和阅读吗?

  申京淑:近十年,一些中国作家的作品被大量翻译到韩国来。我有看过苏童、毕飞宇、余华、阎连科的作品。像《碧奴》《许三观卖血记》《妻妾成群》《丁庄梦》都看过。整体来说,中国的作家让我觉得开阔和博大。可能是我久居韩国,国土相比狭小,所以看中国的作品让我有长途旅行感,无论空间还是时间。稍有遗憾的是,我看到的作品中,涉及“文化大革命”后的现代生活,特别是城市生活的很少,大都是历史或者“文革”前的题材。

  新京报:你的《寻找母亲》热卖之后,有媒体称,也许会带动新的韩流,你怎么看?

  申京淑: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不太一样,它会特别考验文字的翻译功底,所以这个过程是充满困难的。是否带动韩流,我不知道,就想着,如果能有中国的读者通过我的书,了解到韩国人的日常生活,情感和文化,并有所触动,就有了它的意义。

  (感谢韩国驻华文化院河贤凤先生提供的联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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