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核心是人口城镇化(1)

　　序言

　　自去年十八大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以来，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渐成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在这种社会关注升温的背后，则是城镇化将带给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巨大的新能量。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城镇化也成为代表、委员们最为关注的话题。

　　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说，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城镇化是我国最大内需潜力之所在。

　　在拉动内需的同时，协调推进城镇化，实现人的城镇化，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又有望推动一系列改革，倒逼当前发展中遇到的难点破题，如户籍改革、土地制度等。

　　今日，新京报推出城镇化特刊，就城镇化战略推进采访权威专家，也就各地城镇化进程中的有益探索和民众关注的问题进行探讨。

　　放弃GDP指标很难 但要避免增长主义

　　新京报：相对于以往的城市化，你如何理解“新型城镇化”这一概念？

　　迟福林：以往的城镇化更多地表现为土地的城镇化、规模的城镇化。简单追求土地城镇化是最大毛病。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和本质是人口城镇化。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新型城镇化核心在于人口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

　　新京报：你理想中的城镇化是怎样的？

　　迟福林：我个人认为，理想中的城镇化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农民工市民化。改革开放30多年，2亿多农民进入城市，需要在城市住得下、留得住、生活得好，真正成为城市居民。二是“四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三是有扎实产业结构支撑。四是形成城镇化的生活模式和文化模式。五是实现公共治理的城镇化。

　　新京报：你提到城镇化需要产业结构支撑，政府应如何引导产业发展？类似一些地方新城区出现房地产“空城”、“睡城”的问题。

　　迟福林：首先要看到“空城”的出现，是规模城镇化的产物，而不是人口城镇化的结果。地方拼总量、拼土地，才出现了“空城”。而人口的城镇化，人口的聚集，本身就会形成市场需求，吸引进来商业、医疗、教育等产业、企业进驻。

　　新京报：规模导向背后，也会有现行体制下地方追求经济发展，包括对地方干部考核的因素。

　　迟福林：因为现在总体还是总量导向，有GDP指标，放弃GDP指标很困难。干部考核、财政税收，这都和GDP紧密相关。我认为这方面，应该提倡要GDP，要经济增长，但不能要增长主义。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基础，但不是发展的全部。相应行政体制改革也要推进。

　　城镇化拉动内需成为改革突破口

　　新京报：在你看来，“城镇化红利”的内涵除释放消费潜力外，还可能包括哪些方面？

　　迟福林：关于“城镇化红利”，主要是指城镇化释放消费潜力带来的转型发展红利。城镇化是拉动内需的最大潜力。从消费看，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将带来巨大的新增消费。2011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为3.34：1。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意味着至少有1300万人将从农民变为市民，这将直接带来1740亿元的新增消费；10年间城镇化率提高10到15个百分点，将带来1.7万亿到2.6万亿元的新增消费规模。同时，城镇化将带来巨大的投资空间。

　　除拉动内需外，城镇化本身就需要也会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镇化还可以作为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建立橄榄形社会结构的主要载体，城镇化还将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同时城镇化还可以作为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

　　城镇化是一个大战略，需要结构性的政策和结构性的改革相配套。比如说农民工市民化，就需要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不可避免地要触及这些方面，要把城镇化作为推动改革的抓手，对城镇化和全面改革的推进都十分有利。

　　新京报：包括户籍制度等制度改革，目前的难点主要在哪里？

　　迟福林：这方面主要有三大块：一是利益结构调整。例如农民工市民化，就会带来原有市民和新市民的利益关系，流出地与流入地利益关系，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调整。

　　二是对问题的判断。如对户籍制度改革的判断，会有“全面放开会不会有问题”这样的担心。但其实真的放开，有的人可能不愿意进城，而是留在农村，觉得有土地更稳妥。还有的提出用10年解决农民工问题，我觉得这反而会出大问题。“90后”、“00后”很快就要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恐怕不能再等10年才解决。所以我认为，要用3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用5年左右的时间，形成人口城镇化的制度框架；用8年左右时间，基本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

　　三是要对长期以来的行政体制转变下决心，包括有的区划体制要调整。其实，镇就是市，只是人口规模较小。

　　A特02-03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