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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落民间的孤儿(1)

北京民间收留组织面临名分和资金困难,家庭寄养模式陷入亲情困境

2013年03月25日 星期一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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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大兴礼贤镇,一位村民正在拉二胡,旁边坐着在他家寄养的患有脑瘫的孤儿。
大兴礼贤镇一农户家,寄养脑瘫孤儿(中)正在帮家人拿玉米。
1月10日,顺义光爱之家,一名孤儿在教室看书。

  今年全国两会上,因年初的兰考大火,民间孤儿收养成为热点。

  3月13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个人和民间机构自行收养弃婴、孤儿是一种爱心的体现和奉献,“我们是充分肯定、高度评价的”。对于具备条件的个人和机构愿意继续收养的,民政部门可采取合办和委托寄养的方式来加强管理,对于不具备养育条件的,民政部门要接手管理。

  3月1日,民政部对外发布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情况全国大排查结果,全国共有收留孤儿弃婴的个人和民办机构878家,共收留孤儿弃婴9394名。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北京收养孤儿的民间组织,大多存在身份和资金等困难,一种名为“北京模式”的家庭寄养方式也陷入法律和亲情的困境。

  没名分的民间“收养”机构

  兰考大火后,顺义区光爱之家的老师们都在聊袁厉害。

  这个存在了近10年,专门收留来自全国各地的孤残儿童、流浪儿童,实行全免费寄宿制的民间机构,门口挂着的牌子是“培训中心”。“不能叫孤儿院,也不能叫学校。”40多岁的校长石清华说,“只能说收留,不能说收养,收养差手续,法律说不过去。”

  虽然没有名分,但石清华出于好心,从2004年前后开始收留北京的孤残儿童、流浪儿童,从三五个到几十个,再到一百多个。

  跟袁厉害的情况相似,光爱之家的孩子,有的是从街头捡来的,有的是警察送来的,特别是2008年经媒体报道后,许多地方政府甚至主动联系他,把孤残孩子送到这里。

  石清华自认为比袁厉害“明智一些”。

  光爱之家目前挂靠单位是文化部主管的中国少年儿童艺术基金会,“这样安全些,不至于成袁厉害那个样子。”石清华说,他们也想有个明确的身份,但目前相关标准和规定,“几乎没有转正的通道”。

  如果不是去年的“7·21”特大暴雨,房山“安琪尔孤儿培训学校”并不为外界所知晓。

  这里收留60名来自贫困地区的孤儿,暴雨中原先的校舍损毁严重,许多志愿者赶到房山,帮助孩子和老师们渡过难关。

  “安琪尔孤儿培训学校”的名字广为人知,让“安琪尔”的负责人们颇为不安。

  “悄悄地做好事,被太多人知道,好事都做不成”。“安琪尔孤儿培训学校”的负责人说,由于没有名分,“不出事你是在为政府分忧,一旦出事就你自己倒霉”。

  “站在刀尖上过日子”

  没有名分,收养孤儿民间组织在资金上也是捉襟见肘。

  按照规定,每名民政部门认证孤儿每月有1000多元的补贴。但“光爱”和“安琪尔”这样的民间机构的孤儿,都是没有经民政部门认证的。

  “光爱”和“安琪尔”都是依靠社会爱心捐款支撑维系。

  石清华说,光爱之家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多年来主要依靠社会捐款支撑,其中数额最大、也相对稳定的一笔捐款来自一家海外石油公司。

  为了筹钱,石清华带着孩子们参加各种慈善汇演,还曾以25万元接拍某药品的广告。

  这也只能勉强维持100多个孩子的正常生活、学习。光爱之家的老师们介绍,他们工资每月只有千儿八百块钱,还要半年才发一次。

  石清华记得,光爱之家成立之初,一批黑心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捐助者送至光爱之家,引发50多个孩子集体疥疮。流浪儿童多患各种病,早些年没钱给孩子们看病,石清华就自己配药,他说“那是站在刀尖上过日子。”

  “安琪尔”的创办者和主要出资人是孤儿出身的一位美籍华人,目前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社会捐助。一到四年级的自习室桌子是半圆形的,五六年级是方形浅棕色,初中部的是方形深棕色。“捐助单位不一样,我们都是吃百家饭的。”“安琪尔”副院长曾丽娟苦笑着说。

  公办福利机构硬件好

  “光爱”和“安琪尔”都欢迎政府部门对民间机构的监管,“民间机构的条件肯定不比福利院,监管是对孩子的安全负责。”石清华说。

  兰考事件之后,新京报记者分别以记者、志愿者、爱心人士的身份试着联系北京多家公办儿童福利机构。跟民间收养机构的开放相反,公办机构均以“福利机构不方便对外”等理由婉拒。

  3月初,新京报记者以志愿者的身份进入北京某公办福利院。

  这家福利院外形酷似城堡,有专门的活动室、玩具室。孩子们玩具人手一份,滑板、网球、轮滑鞋、玩具车,应有尽有。工作人员说,为了保证孩子们的安全,这里接受社会捐助衣物和玩具,都要求是全新的。

  当日下午,7名孩子在福利院中玩耍,一名50多岁的工作人员负责看护。

  七个孩子都有轻微残疾,围在工作人员身边叫“妈妈”。

  “妈妈你跟我玩儿吧”、“妈妈给我弄弄衣服”……孩子们叫得亲热,但工作人员无暇顾及,只是在孩子们碰到院子里停的车才会喝止一声。

  “很辛苦,很累。”这名工作人员说,他们的工作是三班倒制,一个人要负责七八个孩子。

  一名七八岁的小男孩,骑着玩具车奔向大门的方向,骑到上锁的大门前又折返了回来。

  按照规定,孩子们是不能外出的。小男孩说,过一阵子可能会有一次集体春游,“差不多是一年中唯一出去的机会”。

  “不是说福利院不爱孩子,孩子太多,太模式化。” 在石清华看来,民间机构优于公办福利院的是对孩子们的爱,“更有利于孩子们成长。”

  北京天使之家负责人邓志新,长期走访全国各地政府福利机构,把残障孤儿接到天使之家救治。

  邓志新发现,大部分公办福利机构硬件条件都好过民办福利机构,“民间机构之所以做得好,是因为对小孩有发自内心的爱。”

  国际儿童希望组织发起人之一、中国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执行主任张雯称,国际范围内,儿童优先在家庭(或类家庭)中成长早成共识,“完整的家庭才是孩子的最好归宿,实在要把孩子放到机构中,也是越小越好。”

  一个农民的收养战争

  事实上,一种名为“北京模式”的家庭寄养,曾被寄予很大的希望。

  上世纪90年代,为缓解公办儿童福利院承载力不足的问题,北京市民政部门决定在大兴、延庆等远郊农村实施家庭寄养模式,大批患有疾病的儿童被寄养到当地农户家中,政府支付一定的费用补贴。

  (下转A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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