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在档案中寻觅历史脉络(1)

　　沈志华是国内著名的中苏关系史及冷战史专家。他经商后回归学术的经历，至今仍被学术界津津乐道。他耗费巨资从苏联购买档案，并无私与中国学者分享的慷慨深受学术界赞誉。他组织翻译的多套数十卷苏联档案，至今仍是国内学者研究苏联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最近，沈志华集中推出了多本著作，内容集中于冷战中的中苏关系、中朝关系；冷战期间中国在东欧的作用；冷战期间中国自身的冲折与发展，这些著作彼此呼应，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冷战”历史框架，也提升了“冷战史”的社会关注度。沈志华以档案说话，用更加开阔的历史视野，还原历史细节，不断修正着我们习以为常的历史谬误，也重申了最简单的历史理性：用事实说话。

　　沈志华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也是一位优秀的学术组织者，他团结了一批苏联研究以及冷战史研究学者，将中国学术界在中苏关系以及冷战史领域的研究推至世界级水平。作为一个优秀的学者，沈志华此前的每一本著作，均在其研究领域填补空白或提出了众多新说，其学术成就得到了普遍认可。比如，他的成名作《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2003年在国内出版后，迅速在国内引起了轰动，其建立在中、苏、美、朝、韩等国档案基础之上的坚实研究，有力地揭示了朝鲜战争的真相。此书不仅在国内几次加印，而且盗版横行。2005年，本书英文版在美国出版；2010年，本书韩文版在韩国出版；2012年，本书英文版在英国出版。德国和意大利的出版社也正在引进本书版权。

　　不仅如此，沈志华的苏联史研究著作《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的道路》，以及其主编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等著作，均在学术界引发了普遍好评。而其中苏关系史研究著作《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中苏关系史纲》以及《斯大林与铁托》等著作，均代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

　　近日，沈志华推出了多本著作，颇引人注目。在这些作品中，沈志华称，《无奈的选择》是自己20年对中苏关系研究的结晶，提出了十大新说。冷战史一套五本著作，主要是自己多年来研究冷战的论文集，有些内容不无重复。但是，对同一问题在不同年代研究所反映出来的细微变化，恰恰伴随着他在俄、美、中等档案文献不断解密和公布的过程，对于做历史研究专业的学子和研究者而言，又有着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而《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是其成名作，此次的增藏本不仅增补了大量文献档案，而且在写法上变化较大，几乎重写了一遍。《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则将1957年从整风到反右与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以及斯大林去世之后的中苏关系等联系起来研究，本书为毛泽东在1956-1957年这段时间的政治选择提供了全新而广阔的视野。

　　毫无疑问，沈志华的这些著作，为读者了解错综复杂的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以及朝鲜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解释。其建立在大量档案基础上的研究，推翻了很多此前的陈说。在一个以历史为宗教的国家，我们没有理由不关注沈志华的研究。

　　【对话沈志华】

　　用档案说话

　　档案开放状态对历史研究影响很大。我始终认为，历史研究没有档案，原则上是不能做的。有意思的是，我们通过发表国外档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国内档案解密。

　　新京报：有人戏称今年是沈志华出版年，出了很多冷战史方面的书。可以说，你参与开创了中国的冷战史研究，也给它提升了在学科间的地位。你是怎么开始走上冷战史研究的？

　　沈志华：冷战史在国际上是显学，在国内才刚获承认。这段历史跨度从1945年二战结束，一直到1991年。我在1994年算是正式搞学术研究，做苏联史。苏联档案解密后，我就奔苏联去。1994年，叶利钦给了金泳三260多件朝鲜战争的档案，那是第一批解密的，很多真相水落石出，推翻了以往的研究。我到了苏联后看到越来越多的档案，就决定做朝鲜战争研究。1996年1月，我去香港参加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项目的会议，发现冷战研究的氛围很好，大家都在研究档案，七八个国家围着一件事讨论。

　　1997年，我们办了中苏关系的讨论会，请来了毛泽东的两位秘书翻译与赫鲁晓夫的两位翻译，他们四人跟与会学者对话。这个会议影响很大，也使我们跟威尔逊中心建立密切联系。那时我们想自己成立研究机构，但哪里都批不下。

　　后来获批了一个现代史料研究中心，但一分钱经费都没有，桌椅板凳电脑都是自己买的，给了间房子，随后才知道房子是公用的。但我们每年会开一个会议，请一批教授来，他们现在就是国内冷战研究的基干队伍。再往后，老朋友陈兼在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冷战史研究中心。他就来找我，办杂志、网站和会议，也有了国家经费了。之前一直是自己出钱。

　　有了招牌，加上一帮人在外活动，研究中心就开始受到国内的重视。华东师大有了冷战史专业，不少学术期刊设立冷战专栏，新材料新档案能让旧印象面目皆非。随着社会兴趣增加和队伍扩大，教育部现在每年报学科发展趋势，冷战史单列一块且每年找我写。

　　这些年的学术研究主要是两方面，首先是搜集档案，一开始是俄国，后来是美国，我们搜集5000多份中情局的档案，后来选了600多份出书。现在国家有钱，我们300万买下美国的胶卷，以此培养出很多学生。学科要发展，没有档案积累就没有后劲。同时我们也做中国档案。

　　其实，我俩主要研究中苏关系。我做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李丹慧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新京报：你的文章一般会有密密麻麻的注释，资料大多来自档案，那么，在用档案说话之前，搜寻档案，是否困难？

　　沈志华：是的，搜寻档案，不是一件轻松事。为了研究中苏关系，我们沿着中国边疆各地都转了一圈，辽宁、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甘肃、西藏、青海、四川、云南、广西、福建，周边档案馆都去了。地方档案馆有很矛盾的现象，档案法规定30年解密，有些档案弄出来出了点事，就会有相应的规定。相对而言，中国在档案法的执行上，法度不严格，哪个档案解密不解密由档案馆自己审查，没有硬性规定。而在美国，解密的档案就放档案馆开放，愿意怎么印就怎么印。中国移交后就由档案馆确定开不开，档案馆有双层责任，一方面给社会公开，另一方面要保密，弄不好就乌纱帽没了。拿捏不定。因此，很多时候，我们也只能靠人情，认识人，就能看，不认识人，连门都不能进。

　　新京报：现在档案开发状态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具体是怎样的？

　　沈志华：档案开放状态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很大。我始终认为，历史研究没有档案，原则上是不能做的。我们历史博士论文选题，原则上要先弄清楚档案开放了没，没有的话换题，或者换个角度。比如，关于中国核武器，中国这边档案没有开放，而美国的档案开放了，那我们就做讲美国对中国核武器的态度变化，这个美国档案全都解密了。事实上，中苏、中美、中日，你不开放人家开放。有意思的是，我们通过发表国外档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国内档案解密。外交部档案开放之前，还专门来我家一趟，参观我搜集的俄国档案。

　　当然，亲身经历者的口述史也是一手资料。比如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隔三差五召开政治局或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苏共问题，一次记录都没有，大家都依据吴冷西的回忆录，因为只有吴冷西有记录，他要起草文章《论无产阶级历史专政》，是主笔。他没有上交，就成为个人笔记，写回忆录就根据这个，是唯一的依据了。但相比而言，口述史的可信度降低多了，只能起补充的作用。

　　我始终强调，档案对历史研究来说是首要的。

　　（下转C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