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启蒙运动的动力

　　二零一二年，为迎接伦敦奥运会到来，《三联生活周刊》开设一期封面文章《英范儿——一百个关键词中的传统与时尚》。封面形象是贝克汉姆，一百个关键词包括骨瓷、风衣、短毛猫、手杖、雨伞……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杂货单。也有一些抽象的概念掺杂其中，比如粗野主义、唯美主义、功利主义、自由原理等等。我注意到，还有一条“苏格兰启蒙运动”。□俞晓群（出版人）

　　小地方大革命：苏格兰启蒙运动

　　18世纪的苏格兰，一个边远的小地方。

　　然而就在这里，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苏格兰产生了一个约二百人的“文人共和国”，他们撰写出数百部著作，其中的名人如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其中的名著如《人性论》、《国富论》。这些书，从爱丁堡、伦敦、都柏林以及费城，传向整个欧洲和美洲，成为西方启蒙运动的号角与先锋！斯摩莱特说，在十八世纪中叶，“爱丁堡是天才的摇篮”；斯图尔特说，“这个国家的天才人物像雨后春笋般涌现”；一位英格兰游客说，“站在爱丁堡十字路口，数分钟之内，就可以抓到五十位从这里经过的天才和学者”。连大卫·休谟自己也在感叹：“这里产生了如此之多的天才，我们真的会成为欧洲文学界最著名的人吗？”

　　十八世纪的苏格兰，在悠扬的风笛声中，为我们留下谜一样的往事。此时的欧洲，出版繁荣为法国、德国和英国等带来启蒙运动的兴起，其中以英格兰的表现最为出色。在那里，阅读成了人们第二天性，“整个英国都被出版物淹没了”。在这样的阅读环境中，当时的英国人号称比其他国家的人更优秀、更有文化。人们评价这段历史，认为书籍普及的贡献，甚至超过“我们的培根、洛克和牛顿的贡献”。由此得到结论，西方文化启蒙运动真正的发动机是出版繁荣。

　　苏格兰人身处英国环境中，他们表现得比英格兰人更有文化。他们拥有五所大学，而伦敦只有两所。他们国民识字率很高，大学中设立专家型教授；国家上层建筑的解体，为人们营造更为自由的文化空间提供条件。所以，虽然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出版中心也在伦敦，但其鲜明的个性与超前性没有被淹没，在许多方面优于英格兰本土作家。正如大卫·休谟不无夸张地说，那时的“英格兰文学还处于有些原始的状态”。对此，英格兰人羡慕嫉妒恨，他们先说苏格兰是不毛之地，接着讽刺苏格兰“饥饿出天才”；骂他们像蚂蟥一样顽固，牢牢地盯住你，然后吸你的血。

　　被忽略的真相：出版业造就休谟

　　争吵是次要的。问题的关键是，苏格兰人究竟靠什么取得启蒙运动的领先与领导地位呢？

　　美国人理查德·谢尔《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给出一些让人惊讶的回答。他说关于苏格兰启蒙运动，通常的解说忽略了对“书籍史”的研究。以往欧洲学者信奉笛卡尔的观点：“阅读时要忽略书籍的外观、感觉和嗅觉”，认为文本与书籍是分裂的。即使福柯在他的《作者是什么？》中，也至多承认“作者功能”是通过评论家和读者实现的，没有谈到书籍本身的作用。

　　针对权威和传统，谢尔的观点是颠覆性的。他在《启蒙与出版》中，选取115位苏格兰作家，以及他们的360部主要作品，运用实证的学术手法，阐释书籍出版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决定性作用。他的论说语境非常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史、文字史和学术史，他讨论的核心，不单是作者和文本价值带来的影响，而是在从文本到形成书籍的过程中，作者与书商之间的丰富活动。谢尔先生翻检了大批出版史、书籍史、作者与书商往来信件，里面谈版税、谈开本、谈定价、谈装帧、谈广告、谈市场……这些被传统学者们不屑一顾的内容，最多被当做历史学的花边或八卦。谢尔却从中发现了“苏格兰文人共和国”的玄机。

　　按照这样的思路和方式，谢尔先生讲述了大卫·休谟成名背后的故事。谢尔说，休谟是英国作者中第一个试图用出版左右命运的人。起因是休谟的第一本书《人性论》初次投稿被毙。他将《人性论》改成《人类理解的哲学随笔》，又改为《人类理解研究》，又改成《道德原理研究》，将其作为更容易理解的随笔出版，获得成功。此外他还积极参与开本设计、署名方式设计、肖像设计、文集设计等。他宣称书籍内容的适当搭配，“像是在粪肥里撒上草木灰”一样，更容易被人接受。再如，他为了让文章中根除苏格兰语风格，让更多的英国人接受，他甚至将名字由休姆改为休谟。这些活动让休谟变得非常富有，单是《英格兰史》总计获得5000英镑版税。折合成21世纪的钱，相当于38万英镑。所以他在自传中说：“书商给我的版税之多，是在英格兰前所未闻的：我不仅变得独立自主，而且变得富裕了。”

　　休谟的故事颠覆了福柯“作者功能”理论，但还没完。休谟对“类文本”的运用，即书籍的“标题和副标题、笔名、前言、题献、卷首语、序言、小标题、注释、跋、后记”等，对出版者塑造休谟在读者中的形象也起了重大作用。还有苏格兰人之间的互相吹捧，他们不惜损害自己的信用的做法，更让福柯始料未及。

　　【延伸阅读】

　　做书商的学问：找好作者与坏书

　　《启蒙与出版》中最有趣的内容，是谢尔先生讲述的几位苏格兰书商故事。

　　在《英国人物传记辞典》中，本书涉及的115位作者都包含其中了；而纯书商几乎一个也没有，有的也是双重身份的人，即以作家、慈善家等身份列入。随着时间的流逝，作品仅以作者分类，出版者的信息彻底流失。

　　出现这种情况，缘于社会对书商评价充满矛盾。一面是智慧、诚实、慷慨和信任，另一面是阴谋、贪婪、自私和虚荣。当一个人兼具两方面的品行时，他就是书商！不过相对而言，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道德哲学，比其他国家更重视感性的东西。他们没有认为自私就是道德败坏，自私有善恶之分，商业交换不等同于恶的自私。比《国富论》中说，我们付钱给面包师，他得到他所感兴趣的钱，我得到我感兴趣的食物，我们都获益了。只有当我给他假钞或者他给我坏面包时，才存在自私的不道德。

　　正是在一个相对宽容的哲学环境中，苏格兰书商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想象空间。他们知道，要靠诚信与慷慨拿到好的作者与文本，他们也知道要靠善的自私换取更大的利润。他们为了塑造苏格兰文人王国的形象，不惜高稿酬付给休谟、斯密那样的王牌作者。因此18世纪苏格兰的书商，替代了以往皇家或贵族，成为作者的赞助人。

　　当然，书商的行为要比作者复杂得多。比如当时最优秀的苏格兰书商之一安德鲁·米勒，他平生从来不读书，且嗜酒成命。但米勒被称为那个时代“伟大的文学鉴赏家”，好书都逃不出他的手心，因为他花钱雇了一些有眼光的文学顾问。他坚持不出低俗的书，被称为“既合乎道德又成功的商人象征”。

　　不过米勒并不是没有对“坏书”动过心思。他投身出版之初，推出十几本“扩展认识、改善心灵”的好书，用光了资金。他试图出一本描写“耶稣会士强奸案”的书，他的妻子坚决反对，且恶语相加。一天晚上，当妻子看到米勒把此书赚来的钱堆满桌子时，她宣称：“谢天谢地，我们有了幸运的发现。如果能找到二十本这样的书，我们就发大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