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传奇历史学家

　　洪业（1893-1980）

　　号煨莲，福建侯官（今闽侯）人，当代杰出的史学家、教育家，与钱穆、顾颉刚、陈寅恪等大家齐名。洪业1913年赴美留学，1922年学成归国，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他参与创建燕京大学，并历任燕大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文理科科长、图书馆馆长等职，并参与创建了哈佛燕京学社。

　　洪业在中国哲学、文学、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均有较深研究，学界普遍认为他贡献最大的是在工具书的编纂上，由他编纂出版的古籍中经、史、子、集各种索引达64种，81册，如《春秋经传引得》、《杜诗引得》等索引，至今仍为科学研究工作者和图书馆工作者所重视。

　　1946年，洪业寓居美国，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继续对中国史进行研究，著有《我怎样写杜甫》、《洪业论学集》等中文著述40多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等英文著述21种。此外，洪业亦以藏书而知名，共达3万余册，其中有不少罕见的中外图书。逝世后，他的藏书全部捐赠给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

　　洪业的一生，正反映着中国近百年来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各种抉择与问题，他一生的经历与故事、治学与交游都与中国近百年来历史有着极丰富而深远的关联。

　　□书评人 谢泳

　　优秀的学术传记，通常有两种，一是对传主生平资料有极为全面的把握，同时对传主的学术成就有深入了解和判断；二是虽然做不到对传主专业的深入理解，但对传记的生平和精神世界有细密的观察。前一种传记，一般出于专家之手，后一种传记则出于熟人之手。《洪业传》我感觉当在后一种之列。

　　作者对洪业一生的事业非常熟悉，同时有一种亲近感，所以叙述中充溢着大量丰富的细节，如果没有对传主的理解和熟悉，作者不可能观察到多数能传达洪业内心世界的故事，比如洪业对国共两面的观察与判断，对1949年去留间的选择，传记都传达了非常完整的细节，让读者能由此联想同时代其他学者的选择，比如顾颉刚、邓之诚、陆志韦、张东荪等。作者在叙述洪业当时内心感受的同时，实际上始终有其他留在中国大陆学者的命运在作为观察视角，所以它写洪业的选择，其中也包含了对洪业同时代学者的观察，作者赞赏洪业的选择，因为他在历史关键时刻的观察和判断是准确的。洪业有此判断，不完全出于个人生活的偶然选择，确实有他理性判断的逻辑。《洪业传》在这方面虽然着墨不多，但举重若轻，给人的启发和联想极多。

　　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读同一本学术传记，常常会有不同的感受。我最早读到陈毓贤的《洪业传》是十多年前，当时我还在山西太原。记得那时对此书中提到的关于山西的事很留意，其时我正编一册《旧时光——1949年前外省学者看山西》的小书，对《洪业传》中写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洪业和燕京同仁来山西太谷访古一事，非常有兴趣，可惜那一段经历在书中极简单。最近商务印书馆又再版此书，我又重读，可见这是一本受读者欢迎的学术传记。

　　陈毓贤原用英文完成这本传记，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写成中文，因为熟悉洪业晚年的生活并与他有深入交谈，所以本书更多是一本关于洪业生平和学术活动的传记，尤其是洪业的生平和学术教育，作者没有采用大量引述原文和转述他人论著的通行方法，而是选择和学术相关的生活细节来叙述洪业丰富的人生。这种处理方法，让传记在阅读方面获得了很大成功，读来非常有趣，没有一般学术传记的枯涩，而有回忆录的生动和自然。比如，书中叙燕京初创时期，常乃惪北京高师毕业后来燕京教书，不修边幅，生活散漫，给洪业印象不佳。洪业后来感慨，想不到常先生后来有那样大的成就，不但是青年党的创始人，还在学术上做出了很大贡献。常乃惪是山西榆次人，是我的乡贤。我在山西时，听过常风先生讲常乃惪的旧事，感觉和《洪业传》中的这个细节完全一致。

　　洪业是福州人。我来厦门后，有时候也翻翻地方文献。原来读《洪业传》，留意与山西有关的事，而这次则更有兴趣看关于福建的事了。《洪业传》提供了许多正统地方文献中难以见到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对研究地方文献有很大帮助。《洪业传》中提到他在燕京教过的一个学生张文理，后名为张延哲，是漳州平和人，青年时代非常有理想，后来成了陈仪部下，去台湾后命运非常坎坷。平和离厦门不远，我前两年去看林语堂故居，到过平和，对当地的风土人情稍有感触，此次在《洪业传》中看到张文理早年对平和农民生活的观察和他立志改变他们生活的理想，感觉这些早年对家乡文化有特殊感情的历史人物，不应当被历史忘记。希望研究福建地方文献的人，能由《洪业传》中得到更多历史的细节，并以此扩展地方文献线索。

　　洪业最为人熟知的一件学术工作是编了64种中国古代文献的“引得”，这个学术工作，在网络时代可能会显得意义有限，但当年这件学术工作的意义一方面显示了洪业及同时代许多学者对历史研究方法和工具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在这个基础工作中训练和培养了大量学术人才，这是学界永远不应当忘记的。

　　本书最后一章中说“张东荪则在监狱里上吊自尽”（第285页）“似不够准确，张是在监狱中死去的，但目前还没有史料确证是上吊自尽”。

　　【写作过程】

　　陈毓贤 《洪业传》的写作过程 

　　生长在菲律宾华侨社会的我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念书时，和迷上中国文化的同学艾朗诺结了婚。朗诺1971年到哈佛读研究生，我便跟他到麻州剑桥找工作。朗诺博士论文写《左传》，住在附近的洪业是《左传》权威，成了朗诺的非正式导师，也成了我们共同的朋友。我也因缘际会成了“汉学界”的“票友”。

　　我认识洪先生时他已八十岁，腰身仍挺直的，很会说笑，掌故一大箩筐，聚会时总有一堆人包围着他。我见他感到格外亲切，有趣的是在西雅图促成朗诺和我结婚的高书哿，竟是劝他回福州读英华书院的同乡高梦旦的儿子。

　　1978年春节，赵如兰教授在家办了迎春会，照例有一堆人簇拥着洪先生，如兰就说：“应该赶快把他的故事录下来，就是口述历史。”我听了一震，这任务舍我其谁？在座的诸位博士准博士都不会有我那份闲心去做。我素来对洪先生充满敬仰和好奇，很想知道他如何整合不同的文化概念，儒家信念和基督教教义在他的心目中比重如何，他对他的境遇怎能如此泰然，便鼓起勇气拜访他，问能不能带录音机录他的回忆。他同意每星期天下午在他厨房和我一边喝茶吃叉烧包一边谈往事，条件是要等他身后才能发表，因他最厌恶歌功颂德的文章。

　　我们两年半积累了三百多小时的谈话记录。洪先生1980年八十七岁时逝世后，我把资料整理成传，约百分之八十根据洪先生的口述，他有时用普通话讲，有时用英语，所以我有时需翻译，有时得加以浓缩，注解；其外百分之十是根据我对他本身、亲友，以及环境的印象写的；其余则是根据文献，以及和洪先生的新知旧故探讨的结果。这传记对哈佛大学不太恭维，但获张光直、杜维明和韩南教授的支持，哈佛1987年把它出版了。

　　【学界评论】

　　余英时 成就不逊于顾先生

　　才兼文史天人际,教寓温柔敦厚中。

　　以世俗的名声而言，顾颉刚先生自然远大于洪先生；“古史辨”三个字早已成为中国知识文化界的口头禅了。但以实际成就而论，则洪先生决不逊于顾先生。洪先生三十岁以后才专治中国史，起步比顾先生晚，然而顾先生由于早年遽获大名之累，反而没有时间去做沉潜的工夫。所以得失之际，正未易言。最后三十多年间，他们两人的学术生命尤其相差甚远；顾先生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太大，许多研究计划都无法如期实现。

　　……

　　洪先生在同一段时期却仍能不断地在学问上精进不懈。洪先生是在一九四六年春应聘到美国哈佛大学来讲学的。他在一次谈话中透露，他当初只打算在美国住一两年，借以补足战争期间接触不到国外汉学研究的缺陷，但是后来中国的政治局势变化得太快，他终于年复一年地在美国住了下来。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八○年，洪先生发表了许多分量极重的学术论著。凡是读过洪先生论著的人都不能不惊服于他那种一丝不苟、言必有据的朴实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