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想主义到行动改变现实

　　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政策研究室研究员杨团介绍，在中国，登记注册的NGO有46万个，而实际上，今天的NGO已经遍布中国各个地方，实际数量有几百万个。这些团体以其自身的公益行为，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和生活。但是，这些志愿者投身NGO的过程，他们在精神上的追求，他们在现实中遭遇的困惑，却并不为人们所熟知。

　　是怎样的价值观在支撑着这些NGO的志愿者？是怎样的想法让他们选择以此为业？近日，《行动改变生存》研讨会举行，人大教师周濂，学者崔卫平，心理学家朱建军，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等多位NGO工作者与本书作者寇延丁一起对此话题进行了交流。

　　投身公益 思想来源不同

　　某些人身上能读出宗教感；某些人身上能读出个人主义那种实现自由的冲动；也许有些人可能是理性利己主义——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周濂：我相信所有在座做NGO的朋友，都是理想主义者，都经过了深刻的理性反思。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我深刻体会到，背后似乎有不同价值的来源，某些人身上能读出宗教感，某些人身上能读出个人主义，那种自由实现的冲动，也许有些人可能是理性利己主义——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也许不同的源头都可以为NGO公益活动提供价值的根源。我不知道，你们这么多年做下来，哪一个是更具有可持续性的？或者在你看来是更可行的或可操作的价值和来源。

　　去年我参加香港中文大学办的一个活动，那个夏令营里边大部分学员都是参加NGO的年轻人，他们会自我悲情化。但是这种悲情主义的自我想象是不恰当的，比如说，可以快乐维权或者快乐NGO。另外，不要对那些你所帮助的对象，或者说你身边那些对NGO没有任何感触的人，持一种道德高标或道德批判的立场。

　　这方面其实给了我个人一个很深的触动，伦理学当中有一个说法，叫做示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的意思是你应该做什么，作为一个道德命令，不仅是指向自己，还指向他人。我觉得NGO应该是一个示范伦理学，就是我把自己做好，把自己做成一个典范，这个典范本身具有某种人格，或者各方面具有感召力，它可以吸引别人，而不是命令别人。我觉得，寇延丁本人就具有示范伦理学这种特征，这本书的出版，就是把书中的典范，一个一个放到传播的路径当中去，把一个个示范伦理展示给他人。

　　寇延丁：我自己先回应下周濂，我是想说，这是一种本能和不可救药的吸引。我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文青，写过诗。当过兵，工厂农村各种底层经历都有过，而且实话实说没有念过大学，可以说，我四十几岁的人生，是在用另一个层面的眼光看这个世界，看社会问题。我已经用两本书（另一本待出），四五十万字在讲我的感受，社会不是传说，关乎你我。我作为一个行动者和一个机构发起人，进入到NGO之后，你会发现，真的是行动改变生存，关乎未来。

　　对我自己来说，我做的这些事情，这种生活方式给了我一种前所未有的可能性，能够让你把理想，把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尽管现在还不是最完美的结合。李波几年前担任了“自然之友”的总干事，这样一个民间机构正在转型。现在先请李波分享一下他的经历，也回应一下周濂的问题。

　　李波：在这二十多年里，中国的民间组织从无到有，但发展非常曲折，力量非常薄弱，从事者甚至会变成小圈子里面的人，这本身就很不正常。最近这几年，很多国内的基金会去考察美国的私募基金会的发展状况。尽管美国有那么多的富人，他们成立了那么多的基金会，捐款额度也非常大，但是个人捐款总额远远高于所有各种形式的基金会的总和。

　　在国外，每一个群体都在切身做公益。整个社会做公益的时候，其内容会更丰富。我们这个社会现在太实际了，更多人没有办法进入到公益领域。所以可能大部分都是大学刚毕业的学生，他没有社会阅历，看问题可能会相对简单一些，同质的东西会多一些。但是我觉得，这恰恰是一个挑战。

　　NGO 拓展人与人的平行联系

　　我们的理念、看法、立场、价值，都需要在人和人之中的行动释放出来。你开掘了人和人关系的空间，造成人和人之间平行的联系。

　　朱建军：我觉得人这个东西，好像精神性的东西也是一种需要，就像我们有食色本能一样，我们其实也有一种精神性的本能，但是这种本能会很弱，所以我们在专业上，把它叫做弱本能或者次本能。这个其实人人都有，但是比例是不一样的。比如有些人像寇延丁，就是特别精神性的，然后有些人这个就相对弱一点。

　　一个人，对一个事情能不能做下去有两个方面，第一个你有没有动机，就像汽车有没有油一样，这个油我觉得是人的本能带的，我就喜欢这样一种美好的生活，就喜欢精神性的。但是同时我也要吃饭，也要住房子，这些都要，这是动机的来源。

　　还有一个就是策略，你有没有方向盘，有没有方法去把它做好。我觉得好多人一开始一腔热血，过一段时间就泄气了。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缺少方向盘，然后他总撞墙，撞一次，撞两次，撞几次以后，他精神这方面的本能就被压抑了。如果要让他能够维持更久，就是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你油特别多，然后像一个坦克一样，无论什么样的阻碍都挡不住你，你可以一直冲下去。另一种就是你方向盘特好，就是你有操作性的方法，然后就像你刚才说的理性地去做，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老撞，然后你才能维持下去。这两个里边你要是一个都没有，那一定完蛋，我觉得基本上是这样的。

　　崔卫平：李波刚才讲的志愿精神，很多人人生当中都可能有一段，这些人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也不是说一辈子立志做。但是我的状态是平常心，是一个和生活，和其他人平行的状态。志愿只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已，我们还有很多生活，我觉得志愿者本人也是这样子，你们也有跟我们一样的生活。所以我不觉得NGO代表着理想主义。

　　我强调的维度是，第一，你在这个世界上是有选择的，你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选择的。第二，选择是在这个世界里面进行的，也就是说通过行动来体现，而不是说只要我心里面没有那些杂念，没有骚动。我们通过看得见的行为，释放某些原则或者价值观。

　　再一个，涉及行为的时候，是别人看着你，你和别人在同一个场域当中。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传统的管理方式是一种原子化的，一个萝卜一个坑，这时候人感到特别虚无，没有力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贫瘠的，像盐碱地一样是板结的，在这里面也产生不出什么东西来。其实很多东西，包括我们的理念、看法、立场、价值，都需要在人和人之中的行动释放出来。你开掘了人和人关系的空间，造成人和人之间平行的联系，这可能是NGO或者说社会自组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东西，实际上造成一个秩序，或者形成那样一种依托性。

　　好多事情政府是做不了的，必须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去做，也不能都指望政府，我不是说替政府脱责，我们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情，这是我们以前没有想到过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NGO组织拓展人和人的关系，从这里培养某些富有意义的秩序或者价值，这和万物归于我心是彻底不一样的。

　　整理摘编：新京报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