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器作”曾托起北京精致生活

　　■ 手工艺溯源

　　木雕小器作（zuō）：是从大木作建筑、家具制造中分离出的木作行业。按照《营造法式》的分类，建筑中的木结构无雕饰者称为大木作；而如窗棂、隔扇、藻井、落地罩、栏杆扶手、屏风等有雕饰者，则称为小木作。一般家具、用具等，也都可以划入小木作的范围，但又在小木作中归属为“大器”。至于更为精巧的小物件，需要极细致的手工完成，于是就形成了“小器作”这一特殊的行业。木雕小器作是北京的说法，南方叫做“红木小件”。北京木雕小器作充满大气的宫廷官式风格，以寓意吉祥富贵的图案为主，而南方的红木小件则有细腻的故事叙述。

　　北京木雕在元代时已具规模。到明代，随着家具造型结构的改进，雕刻花活技术十分考究。清中叶形成了小器作的叫法。清末及民国时期，小器作行业逐渐衰退。1954年之后，北京比较有名的小器作成立文仪社和宫灯社等木雕生产合作社，后又组建成北京市工艺木刻厂。2009年，木雕小器作入选第三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木雕“巧器作”衬托文玩“精气神”

　　“往时贵盛之家，陈设物品，几无不有架格盒座托框之装潢，其雕刻精巧，悦目怡情。清时，曾有高姓匠人，刻寸余长之小狮，小狮足下，又踏两极小之狮，狮之眼球，能在眼窝内流转活动，身上毛纹，皆系银丝嵌成，栩栩欲活……虽极小，能分阴阳凹凸，神意生动。兼能绘古代图案，不用器械，信手挥来，无不中矩。亦难得也。”（《旧都文物略》）

　　原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赵珩，出身名门，为清末署理四川总督兼驻藏大臣赵尔丰曾孙，现为北京史研究会理事、北京市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及学术委员。在他家中，有一个日本江户时代的古玩——铜制的金毛龟，赵珩为其配制的红木座设计就非常精巧，特意锼出了一个圆槽，让龟的右爪严丝合缝地卧了进去，左爪子则自然地搭在另一边，整个座托和金毛龟融为一体，看起来这只金毛龟好像舒服地趴在一个专属的台子上。

　　赵珩介绍，在北京木雕小器作的全盛时期，是由能工巧匠专门为一些价值极高的文物配以座、架，而这些座架都是因材施艺、一物一座，工匠必须亲察实物，然后回去画图设计样式。座架要与器物本身的特征相得益彰，形制、花纹、线条无不贴切，衬托器物更加精神但又不能抢了器物的眼球。

　　北京市工艺木刻厂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曹海平也认为，小器作得和上面的器物相呼应，比如上面是一座山，就得做跟山相呼应的东西；上面坐一个观音，底下就得配一个荷花座；上面是龙，有的出水，有的腾飞，腾飞的就配个云座，出水的就做个水座，比例大小和图案都不能喧宾夺主。

　　目前木雕小器作行当中的木座分为素座、花座、银丝座、天然座、盘架等几种。其中素座不加雕刻，全部制作过程由小器作木工与旋活工合作，直接完成。花座则分镂空、起地、嵌银丝和三台子花座四种。天然座以山水云等不同的自然元素为题材雕刻，还包括荷叶座、莲花座、树根座和把莲座等等。北京工艺木刻厂曾经为中央政府册封十一世班禅的金册、金印配制红木册印宝盝和木质贴金牌匾，这些也都属于小器作的范围。

　　木雕小器作的另一大类则是独立的工艺陈设，其中主要是书房里的文玩，包括镇尺、笔架、臂搁、砚台盒等，此外还有挂屏、木匾、案屏、木雕装饰以及桌灯、如意、镜架、首饰盒等。

　　抗战前曾在老北京胡同中代代相传

　　过去，老北京的小器作作坊门口，大都挂有“炉瓶架座、神主佛龛，一应俱全”的招牌，既可生产造型别致、结构复杂的中小件器具，又可为玉器、象牙雕刻、珐琅制品及仿古瓷等产品配制各种座、几、架，还可以修补各种木制古玩、复制文物，因此素有北京“巧器作”之称。

　　据记载，北京木雕在元代时已具规模。到明代，随着家具造型结构的改进，雕刻花活技术十分考究。至清代，木雕图案日趋繁细，特别是乾隆年间（1736-1795年），由于弘历酷爱文玩古器，将苏、广一带的木雕巧匠充实皇家造办处（当时有苏作、广作、京作之分），使北京木雕又有提高和发展。

　　赵珩介绍，民国期间，北京的小器作作坊，主要集中隆福寺街、东四南大街、羊市大街以及前门廊房二条、琉璃厂、花市一带，共约数十个。其中较大的作坊如琉璃厂的复兴厚、杨梅竹斜街的广兴顺，工人都在20人左右。当时的小器作一般都没有门脸（临街店面），也很少有字号，大部分“小器作”都设在胡同某个院落中。干“小器作”这一行的差不多都是家庭式作坊，父传子，子传孙，代代相传。

　　1937年以后，随着日本侵占北平，北京木雕业大部分雕工失业，有的改行，有的回到农村原籍种地。只有少数人舍不得放弃学到的手艺，为了糊口，凡是木雕工人能做的活都做，诸如修理旧活、刻牌匾等。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设有“小器作公会”，但那更主要是伪政府利用来管辖同业作坊、摊派捐税、征收的所谓“公益费用”之组织，而且总共不过有47家会员，从业人员91人。

　　重生后声誉却一度跌入低谷

　　在组建合作社后的一段时间里，因为经营思想和业务管理混乱，造成产品质量下降。据香港客户反映：北京玉件好，木座太次。例如用碧玉制作的玉器人一件值1800港元，放上座却不值1000元港币。

　　1953年，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中央民族学院、北京饭店、西颐宾馆等一大批建筑相继动工。这些带有民族形式的建筑，需要一定数量的木器雕工。而当时北京仅有的几个木雕工人，已远不能满足工程需要。在行里颇具威望的苗广春把回到原籍的雕工们相继写信叫回京城，到1954年，除学徒工外已汇集20多人，并先后成立了文仪社和宫灯社两个合作社。

　　成立合作社之初，在为各种景泰蓝、玉器、象牙雕刻产品配座时，只图有业务，为一些工艺水平很高的产品配座时，木座造型简单、死板，不是凿几个花孔，就是嵌一些银丝，装饰手法单调。做工很粗糙，颜色也不好看，座上槽（落窝）太浅，放件不稳妥。漆不够光亮，并成块往下掉。完全失掉了木座造型与座上产品媲美的优良传统。历史上美观的天然座已不生产。这些质量问题使木座在市场上的信誉很坏。后经过整顿后，质量水平才有了明显提高。

　　北京市工艺木刻厂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曹海平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工艺美术品和牧副渔业及土特产承担着出口创汇的任务，工艺美术行业在国家经济体制中举足轻重，“燕京八绝”中的牙雕、景泰蓝、玉器、雕漆被誉为当时的“四大名旦”。当时，玉器厂的玉器、象牙厂的牙雕等所有需要配座的工艺品，都要根据国家计划专门配做，所以小器作产业并不愁生计。

　　改革后依然面临生存考验

　　“改革开放后，不少工美厂家都自己找价格合适的加工点，木刻厂的生意就不好做了。”曹海平说，“目前木刻厂的定位是中高档，工料都贵，但是市场往往还是看价格，曾经有个雕漆的活，我们给它配1000多元的座，对方都接受不了。”

　　1980年，北京22家特种工艺企业都划入新成立的工美集团总公司旗下。随后，改革步伐逐渐加快。1999年，根据北京市政策，各企业又都下放到各区县，开始改制。2002年，北京市工艺木刻厂筹备搞资产评估，第二年就转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现在，北京市工艺木刻厂的厂址在朝阳区小红门龙爪树地区，临近一家汽配城，厂区大门有些破败，而附近的不少房屋正在拆迁之中。这是一个冷清简陋的城郊院落，木刻厂就在院子的深处，占据了两层楼的位置。一楼大厅铺放着一些木雕作品和牌匾，看上去像个库房——2009年之后，虽然成了木雕小器作这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单位，工艺木刻厂仍然面临着市场竞争的压力和生存发展的考验。

　　据赵珩介绍，目前，除去北京工艺木刻厂这样的专业生产厂家之外，也有些过去的小器作从业者转而进行个体的艺术创作，比如做一个象牙质地的小裁刀，用湘妃竹配托，这也算小器作的另一种传承。而民国之后很多从宫里流传出来的小玩意儿，现在基本都集中在京沪两地的私人手里。

　　■ 技艺详解

　　用鱼皮膘黏合榫卯不着痕迹

　　北京木雕小器作选用的木质材料，一般分为硬木与软木两大类。硬木类主要有紫檀、红木、花梨木、鸡翅木、铁力木、黄杨木等；软木类主要有楠木、榉木、核桃木、杜木、色木、桦木等。

　　木雕小器作的制作工序依类别各有不同，总体上木座的制作工序包括：设计、木活、画活、旋活、锼活、凿活、铲活、锉活、磨活、着色、烫蜡、漆活。

　　据赵珩介绍，由于是做小器，木雕小器作的工具都比之正常的木匠活的工具小，比如小刨子、小锯，小锼子。锼子像一个带锯齿的钢丝，完全能拐着弯地去雕，很多小器作里的细致活都是锼出来的。小器作不能用一个钉子，所有的地方都用榫子严丝合缝地咬住，整件小器作找不到一个铁器。榫卯咬合的地方所用的胶和大器不一样，大器用猪皮膘，粗糙一些，而小器作用鱼皮膘，有点像小块的牛皮糖，在火上熬一天，这个比较细腻，用鱼皮膘粘得结实，而且看不出粘的痕迹。

　　■ 技艺辨析

　　小器作也可做大活

　　●耿鸿国，北京工艺木刻厂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工艺美术大师

　　小器作在金代就有，到了元朝，专门设官局对手工业进行管理，当时就招募了一大批工程建筑和小木作的技艺专家。小器作最大的宗旨是：花木活，大小件，以小件为主。大的也做一些，像人民大会堂第一个国徽，有5米多高，就是我们厂做的；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为了迎接英国女王，我们做了四堂落地罩。

　　配座上，也不是只有小的座，体积大的座也叫配座，其中天然座是自然形，搭配玉器牙雕，拿开上面的器物时，这种座又自成一体。珐琅座一般用桦木、果木、杜梨木，这些木质细腻；玉牙座一般用花梨木和红木。这种分类就是从宫廷中传出来的。

　　■ 记忆样本

　　逐渐退出的精致生活标本

　　●赵珩，北京史研究会理事、北京市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及学术委员

　　小器作这个名字是从清中叶的时候叫开的，小是小型，器是器物，作是作坊，最早是给器物配托座或者架子，体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的精致生活。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本身是独立的一样器物，比如盒子、带抽屉的小架子，基本是一尺见方以内，放在书房做文玩；再有一类是给器物配托配架。这两类是小器作的正业。

　　清末以后，社会经济逐渐衰退，小器作行业发生了一些变化，精致生活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为了生存，小器作行当中出现了修理业，为一些坏了的小型器物甚至大型木器家具进行修理，这种修理是整旧如旧，看不出来修过才是高明之处。小器作后来的业务发生了变化，有些小器作的工人在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后进入到金漆镶嵌厂，这是做红木家具和修理家具的国营厂。我家一个明代黄花梨木的柜子，后面的板子有点散，十几年就曾送到金漆镶嵌厂修理，当时收费是6000元。

　　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中国经历了多次大的政治与文化变迁，这种变化甚至超过了以往的两千年。而我常常在思考，说一个城市的发展变化“日新月异”这到底是褒还是贬，如果一个城市的发展一直是“日新月异”的，那么这个城市可能就什么也保留不下来了。相比很多重大的文化遗存，小器作只是沧海一粟，但也体现出了社会的变迁，在很多人的记忆中还有，而有的已经没有记忆了。

　　■ 记者手记

　　非家族式传承的困境

　　和很多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往往归结为个人不同，北京木雕小器作的传承者实际上是整个企业。北京工艺木刻厂经历了所有中国国企都经过的艰难时段，它现在既面临着经营的问题，还需要承担保护非遗的责任。接受采访的董事长曹海平和两位工艺美术大师都已经年过半百，但是他们从自己的师傅手里学到的技艺却不知该如何更好地传下去，他们没有正式徒弟，自己的家人也不会和自己学，因为目前这已不是一个通过家族传承的手艺，没有那种血缘式的家族责任感在后代身上，小器作的技艺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项工作，加之劳动强度大以及劳动报酬低，很难吸引年轻人。

　　他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保留一些经典作品，记录相关的工艺过程，收集整理小器作的文字资料。当然，寻找销售渠道，保证企业利润也是要操心的问题。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范烨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李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