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智囊：在建言献策与大众启蒙之间(2)

　　（上接B02版）

　　渠道多元化与进一步拓宽

　　科学家参与政策决策，有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两种形态。

　　直接参与的常见形式包括：科学家在政府部门中正式任职，当代世界各国政府官员中有许多具有科学家背景，我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也有许多具有理工科的高学历背景；科学家在政治系统中充任某种政治角色，如通过民选的方式以民意代表的身份而进入政治系统，在我国的人大、政协中，均有科学家参政议政的身影。

　　这套《中国科学家思想录》中，便收录了大量提交给全国人大和政协的报告提案。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中，何祚庥院士称，他的报告多是在他任第8、9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时候提交的。苏纪兰院士也表示，书中收录的《进一步规范科研项目经费预算，化隐性收入为明收入》一文，也是前些年提交给政协的提案。

　　第三种方式是科学顾问委员会或政策咨询机构。比如美国内阁级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科学思想库，长期以来组织院士开展战略研究和决策咨询，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何祚庥院士称，中科院有一个内部刊物《院士建议》，院士有一个咨询委员会，院士们的建议会刊登在刊物上，有重要的报告建议，院士工作局会批送中央或相关单位。有特殊或重要的建议，院士们往往也有自己呈送渠道。比如关于核电站的建议，何祚庥就选择了通过自己的特殊渠道上报。何祚庥称，其实中央领导并不是只喜欢听说好的意见，说不好的意见，往往也愿意听，某种意义上更欢迎逆耳的意见。

　　第四种方式，直接向政府决策中枢提出建议或意见。比如二战期间物理学家里奥·西拉德起草、爱因斯坦签名的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催生了著名的“曼哈顿计划”。再如1986年我国几位科学家联名上书直接促成的“863计划”，成为中国科学界的一段佳话。

　　间接参与的方式更为多样，典型者如参加社团活动，院士大会等。另外，在媒体上发表批评或建议也是重要的渠道。中科院原办公厅主任柳怀祖对记者表示，院士们建言献策的渠道很多，比较正规的渠道有人大、政协、院士大会等，另外，直接写信、在媒体或内参上发文、托科学院转交等也是常见的渠道。进入新世纪，他感觉科学家建言献策的渠道进一步开放拓宽。

　　责任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科学家建言献策、参与政府决策的过程，其实是科学家社会担当和道德责任的一部分。

　　但是，科学家对社会的道德责任，曾经有不赞同的说法。诺贝尔奖得主恩斯特·钱恩持无道德责任说：“科学如能限制在研究、形容自然的法则，它绝不会牵涉到道德和伦理问题，这包括物理科学与生物科学。”物理学家奥本海默也赞同此种观点：“我们的工作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条件，但是如何利用此种改变是政府的问题，不是科学家的事。”

　　时至今日，更多的学者主张有道德责任说。尤其二战以后，在科学知识变成巨大的力量和权力的情况下，科学家对社会的道德责任被显著地提到议事日程。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玻恩说：“从那时（第一颗原子弹投掷广岛）以来，我们已经认识到，由于我们自己的工作的结果，我们已经同人类的生活，同他的经济和政治，同国家之间争夺权力的社会斗争完全纠缠在一起了，因此我们负有重大责任。”

　　在这套书中，中国的科学家从把握前沿的科学发展问题，到破解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均表现出作为一个有责任担当的科学家群体，所应该发挥的思想宝库和国家智囊作用。

　　在看待现代科学家的知识成就与社会担当的问题上，何祚庥院士称自己继承了中国儒家的传统，并引用了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两句话来解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当大官时制定国家的方针政策，要时时刻刻关注老百姓；处江湖之远，退休了，国家大事仍然在心中。他觉得这两句话，刻画了一个先进知识分子，在不同的位置上，怎么办事，如何将社会责任付诸行动。

　　柳怀祖称，科学家社会责任非常重大，但科学家的道德问题，得和整个社会的道德问题连在一起。现在的科学家感觉跟原来的科学家有根本不同，原来科学家追求无私奉献，因为整个那一代人都是讲无私奉献，工人、农民都是如此。现在大家都追求经济效益，对科学家提出特别的要求是不现实的，比如现在的课题费和花费跟过去是天差地别。所以，他不赞成将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单独拿出来说道。

　　作用 一个复杂的话题

　　科学家们建言献策在国家决策中的作用，是一个复杂的话题。

　　客观地说，国家相关政策是多个方面推动的结果，院士建议和咨询报告在其中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很难像当年“863计划”那样，由科学家的报告或建议导致了某个重大政策的颁布和执行。书中收录的报告，基本都会涉及各种复杂的现实和利益问题，专家建议所起的作用，也不是短时间可以看得出效果或一概而论的。

　　何祚庥院士对此深有感触，他在采访中用天然钍的发展利用受阻，以及核电站的案例，来说明专家建议推行中遇到的利益机制阻挠。他的感觉是，“整个来讲，院士们建言采用的几率很少。而且，院士建议往往喜欢微言大义，点到为止，真正有争议的话，不容易出来。”

　　柳怀祖对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他感觉进入新世纪后，科学家建言的渠道更加开放，采用得更多了，任何建议都会遇到各种历史和现实的问题，当然也会遇到利益机制的阻挠，利益问题不只是科技界，别的界也有好的意见不能吸纳的问题，他说曾跟周光召院士讨论过，觉得这是全社会的浮躁，是全社会的利益都在博弈。

　　有学者以“863计划”为例，研究了科学家在中国科技决策中的影响。从1983-1986年的酝酿出台阶段，到1987-2000年的一期阶段，再到2001-2005年的“十五”阶段，以及2006年后的“十一五”阶段，科学家的决策与管理职能一步步地被剥离，到现在仅限于提供咨询、评审和监督，实际影响力一步步下降。非科技知识需求增加、价值分歧程度增大以及制度框架的大幅调整是“863计划”科学家决策影响力下降的深层动因。

　　其实，放眼世界，科学家与政府的关系并非一直处于蜜月。二战以后,美国科学家在公共决策中的参与程度和作用水平，也经历了从高潮到沉寂继而再度兴起的变化过程。

　　本文参考了曹永胜《科学家在政府决策中的参与及作用》，汝鹏、苏竣《科学、科学家与公共决策:研究综述》《科学家在中国科技决策中的影响力研究——以863计划为例》等文。

　　何祚庥语录：我赞成搞自然科学的人，多向人文科学的人学习，学习他们关注价值问题的一些理念。反过来，人文学者，多向自然科学家学习他们在科学上比较严肃、严格的一些方法。这样的话，大家就有共同语言了。